Résumés en chinois (à partir de 2011) traduits du français par Tang Xiaojing (jusqu'en 2017), Jiang Xiaoyi (de 2018 à 2019), Siyu Li (à partir de 2020)
Alexis Louvion
自由行政人員是女性理想的混合身份嗎?
根据对35名“自雇职业者”的访谈调查,本文建议研究薪资托管制度的局限性。薪资托管是一种介于全职雇员和自由职业之间就业形式,被视为妇女经济解放的载体。虽然薪资托管的倡导者强调,妇女应该特别利用能够为她们提供一定社会与经济安全的混合身份,但调查显示,这种就业形式的模糊性质导致性别化的再挪用(réappropriations genrées)。通过对两性投入及从事“薪资托管”的不同方式进行分类,本文指出这种形式的独立往往与婚姻生活安排有关,后者维持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而这种分工往往与职业活动不相容。
Marine Quennehen et Anne Lambert
製作共同議程。非典型工時夫妻的時間工作與權力
在非典型工作时间(包括夜间、深夜、早晨和/或周末)夫妇中,谁来定义共同时间?如何具体地协调两个人的日程?伴侣之间组织不同社会时间的方式和优先顺序是否有所不同?围绕着时间的工作既分散又无处不在,很难对其进行统计。正如夫妇们似乎无法对其进行衡量一样,公共统计数据也未能对其展开统计,这使之更加隐蔽。本文旨在通过研究非典型工作时间夫妻在创造和管理家庭时间的做法,来揭示这一问题。文章对时间工作的颠覆性力量提出质疑。由于时间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她们对个人、家庭和工作时间的管理方面拥有更大的控制权?
Céline Lesourd
在人的影子裡?
在德雷达瓦,讲述者穆纳(Mouna)是一名著名的巧茶(Khat)女销售商。巧茶是一种刺激性的树叶,食用者以男性居多,女性则主要负责销售。根据她的叙述,我们建议通过分析女商人进入这一行业的方式、积累财富的途径以及她们的跨境流动来理解这种性别分工。女商人必须激活依赖关系,无论是家庭、氏族和婚姻,以便积累资本,并在约束和资源之间,协调处理巧茶的社会表征所暴露的性别化问题。本文呈现了,自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从商品价格的亲密谈判到对她们跨国流动的勒索,当面对男性和国家暴力时,这些女商人的行动能力,即通过抵制或玩转社会性别规范,以维持和/或发展她们的业务。
Sandrine Dauphin
在社會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打擊家庭暴力
近年来,打击家庭暴力已成为国家性别平等事务部的一个主要干预领域,但是政策的失败和资源匮乏不断为各协会所披露。妇女权利机构难以明确这种暴力行为的结构性质。文章解释,由于平等政策、社会政策和打击犯罪政策之间缺乏协调,导致行动支离破碎,缺乏成效。性别平等事务部处于权力结构的不利位置,其行动仍主要是象征性的。而社会事务部、内政部和司法部则通过个性化的心理治疗方法为“弱势群体”提供支持,并通过刑事司法系统处置犯罪者,其优先考虑的是镇压而非预防。
Julie Jarty
墙内无言的损耗:教学工作的私密性艰辛劳累
在学术界男性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教学工作的艰辛一般指代“客观”工作条件意义上的劳累。本文基于对法国教育工作者进行长期的社会学观察,旨在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揭示在社会学及主观感受分析中往往被忽略的私密性艰辛劳累。笔者以辩证的方式依次考察了生理、生育和性别三个层面上的隐性艰辛劳累。这种不合理组织方式下产生的非人待遇,因其稀松平常及无法言说而被默默承受并常态化。这三种形式的艰辛劳累实际上强化了对妇女职业成就的贬低并加重了其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据此,本文呼吁学术界加强对私密领域的研究,正如女性主义教育工作者对私密领域困境的公开化,使得她们在日常职业生活所经受的种种压力获得更大关注。”
Marion Gaboriau
无法胜任工作诊断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
本文基于一项针对巴黎市政府合同工的社会学调查,旨在从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两个层面探讨因健康问题而无法胜任工作此一医学诊断作为一种劳工机制如何体现了社会及性别上的不平等。在被诊断为无法胜任工作的政府雇员中,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女性清洁员及护工占比过高。通过对此类职业的分析,笔者指出其具有不受承认的艰辛劳累、工作稳定性低、从业人员职业生涯碎片化等等特性,并得出以下结论:对于那些无法享有更多保障及/或资源(终身职位或集体协议带来的保障或艰辛劳累工种所享有的提前退休资格)的女性来说,无法胜任工作诊断的存在似乎提供了一条退路及一种兜底保障,使得她们有了一定的进退余地,在必要时可以诉诸于该机制。”
Delphine Serre
法官与工伤补偿:性别隐形化机制
当私营部门的雇员未能获得国家社保体系的工业事故伤亡或职业病认定时,ta们可以向法官申诉,质疑社保部门的决定。本文基于对八个法院的调查,分析法律实施是延续还是减轻了性别分工和职业病风险认定上的不平等。不同性别的申诉人由于主要来自于劳工阶级,在法律程序上缺乏话语权,但其胜诉的可能性并不均等。法官虽声称对女性及男性一视同仁,但却援引通常具有偏袒男性之伪中立倾向的标准性法律条文对女性实际上所经历的不同于男性的、性别不平等的劳工场景作出判决,实际上构成了对女性劳动者的间接歧视,并强化了工伤制度的性别化等级制。
Zoé Rollin
藏于指甲和车盖亮丽外表之下的职业风险
如何学会接受风险、轻视风险
本文基于对学徒培训中心进行的民族志调查,旨在探讨美容(美容和美发)和汽车维修(机械和车身)这两个行业的学徒对培训、工作及长期接触化学品带来的风险的看法。本文指出劳动者对艰辛劳累的感知或麻木是在一个贯穿于家庭、学校和职业的社会化及性别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此过程的增效作用导致了艰辛劳累的常态化及培训中化学品风险的持续隐性化。
Karen Messing, Rachel Cox
一吨羽毛跟一吨铅一样重: 魁北克对女性工险的正视及排除
由于职业及任务分工上的性别隔离等原因,女性与男性的职业健康问题并不类同。女性因自身面临的风险相对不可见,可能会因担心被指责心理脆弱、想保障就业机会等种种原因而不愿公开表达。这种情况引发了健康追求与平权追求之矛盾,阻碍了女性的职业升迁,并导致对其承受的职业伤害的低估。本文以魁北克一项有关职业健康及安全的改革为背景,指出女性生理和社会角色“特性”议题之要点,并介绍一个由女学者、工会、女权组织和公共卫生领域女性工作者组成的联盟在2020-2021年的议会辩论中所取得的一些进展。
Sarah Franklin, propos recueillis par Delphine Gardey
医学辅助生育40年: 从人类学和女权主义角度解读
在本访谈中,萨拉·弗兰克林(Sarah Franklin)回顾了她的人生,并为40年来,在医学辅助生育领域发生的变革提供了分析路径。萨拉·弗兰克林通过对再生医学、克隆、以及生育组织和服务市场的研究,已经成为了现代医学和社会在生育和亲属关系领域变迁的重要人物。她追随女权主义先驱,如玛丽琳·斯特拉瑟恩(Marylin Strathern), 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 或者 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脚步,对文化人类学、技术和科学人类学提出批评。她指出了生育技术使用中的政治和科学问题,以及亲属关系定义发生的变化。强调了LGBTQ+人群争取权利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出了这些变化的局限性,并提出了”生育公正”的问题。
Virginie Rozée, Élise de La Rochebrochard
法国的医学辅助生育: 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
医学辅助生育与社会性别的关系非常复杂:它超越了主导的性别规范,同时又(再)产生了性别、阶级和种族的不平等。在2010年,我们写了一篇关于法国医学辅助生育的文章,其中我们指出,医学辅助生育过程在规范、组织和实践方式中反映了现行的生育规范,并对所有不符合这一规范的人产生排斥作用。那么,在2021年生物伦理法修订后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根据我们的各项研究,我们发现这部法律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更具包容性,但是对医学辅助生育的获取仍然基于关于生育的社会性别刻板印象。
Solène Gouilhers, Delphine Gardey, Raphaël Albospeyre-Thibeau
从强制绝育到保护跨性别者的生育力:工作中的医生
本文关注的是法国和瑞士的医疗从业者在为跨性别者提供配子保存服务中的实践和规范。过去,为了合法改变性别,跨性别者被强制进行绝育,然而现在,人们开始关注保护他们的生育能力。基于对性别转变和生殖医生进行的访谈研究,我们描述了他们和她们如何努力使跨性别者可以通过正常程序保存自己的配子。她们通过多种途径,使历史上针对顺性别异性恋者的医疗生育基础设施变得更加包容,如通过改变行政、技术、空间和关系层面的设置,打破了性别和生育的秩序。通过这些日常的护理实践,他们参与塑造了关于照护的法律和场所,致力于维护跨性别者的生殖权利。
Mwenza Blell, Riikka Homanen
芬兰的生育正义? 北欧社会民主制度中的同质性神话
尽管芬兰社会民主体制建立在社会平等理念上,但生育公正却未在这个国家得以实现。为了深入了解这一问题,本研究通过两个聚焦辅助生育技术的民族志调查,深入探讨了生育不平等现象在种族、社会阶层、性别以及性取向等多个方面的体现。通过与芬兰的研究人员和卫生专业人士的深度访谈,我们发现了多种复杂的情感、历史负担以及决策逻辑导致的在获得生育健康照护上的不平等。这些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北欧的”白种人”同质神话的延续;优生学的历史遗留问题;决策权力过度集中在医生手中;歧视现象被理解为资源分配问题;社会对不公平现象的否认;以及对福利国家意识形态的信赖使得生育不平等现实被掩盖。
Laura Mamo
跨国生物经济中的酷儿生育公正
这篇文章致力于探讨医学辅助生育的跨国扩张,并针对生物经济在21世纪的发展这一大背景,提出何为负责任行为的问题。本文具体地探讨了社会对组建家庭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酷儿(LGBTQ+)的印象,以及LGBTQ+人群在当前条件下如何实现他们的家庭计划。这篇文章提出了一种关于”酷儿生育公正”的原创分析框架,旨在理解和描述在构建家庭的多元愿望中酷儿群体面临的变化中的压迫和机会,这一描述避了免妖魔化或者赞美某些特定的家庭配置。总的来说,这种方法应该有助于建构负责任的行为准则。
Lisa Buchter
来自内部的斗争:职场中LGBT组织的行动策略
尽管自2000年代以来,法国在多样性政策领域取得了重要发展,但仍然很少有公司或行政部门对仇视同性恋和跨性别人群的行为正面采取行动。本文基于对档案和访谈内容的文本分析和追踪分析,研究了在工作场所由公开致力于LGBT权益斗争的员工们组成的五个内部组织及其斗争策略,这些内部组织在大公司或行政部门利用雇主的公共声誉和其在多样性方面的社会承诺,提供预防和提高公众意识的资源和服务。随着这些行动者在其工作单位内部获得知名度和合法性,其行动范围和主张外延逐渐扩大,TA们越来越严厉地谴责雇主面对性和性别少数群体的歧视现象的不作为态度。即使他们提出的行动方向比较温和且持有改革主义的态度,这些组织也从内部帮助改进人力资源政策。
Alice Caudron
酷儿生涯和职业工作上的(不)参与:寻找一种可持续的激进性
在英语中,queer一词的意思是 « 怪异 »、 »阴暗 »,但也有 « 基佬 « 或 « 女同性恋者 « 的意思。这些侮辱性的称呼逐渐被那些目标人物重新利用,使其成为政治旗帜。在法语中,这些称呼本身也在一些团体的要求下,被结合为 « transpédégouines »。本文对自我认同为“酷儿”的人展开调查。这些人作为少数群体中的亚群体(大多数是双性恋或泛性者,通常是变性者),在政治上接近无政府主义和放任自由主义者圈子。这一调查旨在参与由工作、就业、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几个主题交叉形成的新兴研究领域。调研围绕受访者的酷儿身份和职业生涯之间的相互性展开,研究同性恋者作为斗争者,但也作为社会参与者的社会路径,而非将这一身份的可持续性看做预先获得。这一研究基于六十多个酷儿运动的参与者或曾经的参与者的传记式访谈。被访者的选取先是通过酷儿社群(娱乐性或政治性群体),之后通过雪球的方式取得联系。这些酷儿受访者根据其社会特征和年龄分布于根据三个极端情况建立的空间中: »代价高昂的酷儿激进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酷儿生活方式的首要地位是以牺牲就业为代价的; »以酷儿为职业 »,职业领域被视为一个需要投资和颠覆的斗争场所(卫生、教育和社会工作);最后,当越轨式的酷儿生活被证明与职业环境的规范不相容时, »疏远酷儿群体以成就事业 »便是最后的选择。
Hadrien Clouet
尤姆纳-马赫鲁夫,黎巴嫩的性自由倡导者
在贝鲁特进行的这次采访中,黎巴嫩律师和活动家尤姆纳-马赫鲁夫概述了她为使成年人之间自愿性关系非刑罪化而进行的斗争。这一斗争目前受到黎巴嫩《刑法》的阻碍。《刑法》规定“反自然的肉体关系”为非法。这条规定被广泛用于反对LGBT群体,并激发越来越大的争议,各法院也提出变化极大甚至相抵触的阐释方式。尤姆纳-马赫鲁夫在详细介绍黎巴嫩对 LGBT群体的迫害同时,对法律进行了社会学研究,并特别关注作为法律制定者的社会行动者的行为规范和他们中一部分人作为社会代理人的自由裁量权。此外,她还分享了迫使她的对话者摘下司法中立的面具, 颠覆法院审判的政治策略。
Estelle Fisson
多样性可以在阶级斗争中得到实现吗?LGBT权利,一个工会的新挑战
公司的反歧视政策被称为 « 新自由主义的特洛伊木马 »,尤其因为最初实施时没有工会参与。工会人员没有被管理层的说辞所迷惑,试图为反歧视斗争重新注入政治因素。本文研究了2000年代以来法国和西班牙的工会中,应对歧视LGBT人士的原因、方式和其遇到的阻碍。本研究基于2019年至2021年期间在法国总工会(CGT)和西班牙工人委员会(CC.OO.)内部进行的民族学调查,以及工会和协会档案。这些工会能否成功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引入“Gay Pride”领域或工作中的“多样性”议题上?文章显示他们以其风格参与这些议题,并产生了一种混合型的行动和诉求组合。法国和西班牙的对比表明,西班牙工会在历史上更好地融入了LGBT事业,反歧视的斗争与阶级斗争的联系不那么紧密。
Alice Olivier
有资质的人。在“女性”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和(无)资质
男性是如何通过劳动获得“女性职业”的从业资质的?这一问题对性别和资质之间的联系有什么启示?文章以专业性陪伴实践为重点,通过采访和观察助产士和社会工作者的培养过程来探讨这个问题。为了陪伴病人和用户,为数不多的男学生必须表现出某些所谓的“女性化”倾向。一些对女性来说自然而然应具备的资质,被建构为男性学员的劳动成果并以此获得认可,成为获得荣誉的前提。这些男学生也因其性别而在不同方面受到重视,揭示了对“男性天性”作为资质的认可。最后,这些男性被认为,尤其是认为自己具有突出的专业性,这大大提升了他们的职业资质,并同时降低了女性的职业资质。
Kristen Schilt
和别人一样的男人?跨性别人士如何在工作中彰显其性别身份
本文通过对跨性别男性(女跨男)的深入采访,研究了工作场所中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在性别转换之前,他们中的一些人有过作为女性的工作经历,这让他们对一般男性利用女性从属地位获利的请情况有着局外人的视角。他们发现,即使他们仍然从事同样的工作,作为男性,他们在工作场所得到的权力、奖励和尊重比女性多。她们的经历有助于阐明妇女的结构性劣势是如何在工作场所的互动中被再生产的。他们还说明了男性在工作中的优势– »父权红利 »–是如何根据种族/民族和身体外观等特征而变化的,因为这些优势对于被种族化和/或矮小的跨性别男性来说不明显。
Laurine Thizy
堕胎者床边的母亲们:堕胎中心内重新出现的污名化
本文探讨了在公立医院矫形中心进行的自愿终止妊娠的护理。其目的是要表明,对堕胎的社会控制取决于聘用的医疗和护理人员的性别。矫形专业人员几乎均为已为人母的妇女,她们选择这一被忽视的专业,与其说是为了社会斗争,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更多地参与家庭生活,并为此放弃了更有价值的职业。这样的工作安排使堕胎者身边多为对性别和母性持有本质化概念的专业人士。她们提供的照护以情感劳动为基础的,在缺乏重要的技术技能的情况下,这一特点构成了她们工作中获得认可的主要途径。这一较少被政治化的护理工作,通过展演对堕胎者的性别化期待,反而促成了对堕胎的重新污名化。
Tessa Wright
在男性主导的职业中是否存在 « 女同性恋优势 »?一个交叉性分析
部分人有些时候认为女同性恋者比异性恋者有更高工资,被视作更有能力,较少不必要的性关注和性骚扰的“优势”。本文根据定性调查,比较了在英国三个在以男性为主的领域(消防、建筑和运输)就业的女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的经验,以调查这种优势是否存在。在男性主导的工作环境中工作并公开身份的女同性恋者中,有些人确实更容易融入男性文化,避免不必要的性互动。然而,其他因素,包括代沟、社会阶层和组织文化,使这些女性的经历更加复杂。此外,只有那些对被视作展示“男子气概”的行为方式感到舒适的女同性恋者可以享有“优势”,而她们中的许多人不属于这一情况。这些结果突出了强调性别、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的交叉方法的必要性。
N°48/2022 – Handicap, genre et travail 残疾、性别和工作
Mathéa Boudinet et Anne Revillard
就业政策、残疾和性别
残疾人就业政策是如何照顾到性别问题的?基于文献回顾和使用了混合方法的两个调查,本文从三个方面为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做出贡献。首先,从历史上看,残疾人雇佣政策基于男性劳工的模板,延续了战争致残的残疾人形象。其次,尽管政策在形式上实现了性别中立化,但政策在内容上有明显历史遗留下来的性别差异,更加关注一些残疾类型。最后,典型的性别不平等在 »残疾劳工 »相关政策中得到了重现,例如,对求职者时间上完全自由的期望,或者照护工作中的性别等级制度。
Charlène Calderaro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从家务劳动的分析到社会再生产理论
文章追溯了从1920年代的先导理论再到最近围绕社会再生产理论发展起来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线。这些理论发展的核心是重新定义被视为维持生命和劳动能力所必须的的生殖劳动,将其视为日常劳动的一部分。在讨论第一批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批判后,本文追溯了1970年代以来关于家务劳动的争论,展示了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如何向更广泛的分析框架发展,使得生殖劳动-有偿的或无偿的,被承认或不被承认的- 均可在家庭领域内或之外得到新的理解。最后,文章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通过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发展,揭示了对抗压迫的统一方法。
Marc Collet et Bertrand Lhommeau
按残疾和性别划分的就业市场
2018年至2020年,在就业人口15至64岁年龄组中,被认定为残疾人的比例为37%,而这个年龄组的其他人的就业比例为67%。2020年,女性的就业比例比男性低6个百分点(62%比68%)。与性别相比,残疾对获得就业的机会有更大的影响:在相同特征的情况下,在残疾的女性和男性之间获得就业机会没有明显的区别,而在没有被确认为残疾的人中,男性的就业可能性是女性的1.5倍。然而,公认的残疾妇女的职业范围非常狭窄:她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一半集中在20种职业中。一方面,无论是否残疾,女性从事的职业种类比男性少。另一方面,被认为是残疾人的人的职业范围比其他人还要更加狭窄。
与Claire Desaint对谈
残疾妇女,就业中的隐形人
残疾妇女的就业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不仅因她们的残疾,更因为她们是妇女而难以进入就业市场。在她们参与经济活动和就业过程中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偏见和刻板观念的影响:教育、定位、招聘、失业、职业生涯、时间管理、退休。在研究和统计的出版物中几乎看不到她们的身影,甚至在最近的关于残疾和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中也没有她们的身影。残疾妇女是最边缘化和最不稳定的人群之一。现在是时候改变社会对残疾妇女的看法了。她们不是负担,而是人才。她们是技能和专业知识的持有者。残疾妇女是变革的推动者,是公司和机构的财富。
Dominique Masson
英语世界关于残疾的女权主义理论
Feminist Disability studies的研究蓝图
在盎格鲁-撒克逊的女权主义中,关于残疾人这一主题的工作越来越多。本文重点理清这些研究的主要潮流,主要理论和概念。本文目的是通过勾勒这一领域的发展图谱来帮助法语国家的女权主义研究开展。文章的第一部分回顾了基于医学和社会政策,应对残疾的的基本方式。第二部分着重于物质主义女性主义方法对残疾的贡献。第三部分则是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观点的贡献。第四部分概述了女权主义残疾研究的三个最新发展,说明了crip和queer思想的影响,以及关于残疾的交叉性分析的复杂化以及南方视角的出现。
Michel Lallement
具体的乌托邦、工作和性别:Oneida案例
19世纪,特别是在美国,乌托邦思想实现了向具体实践的转型。许多打破主流规范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得到了试验。Oneida社区(纽约州)因为它的激进性和持久性,成为了最引人注目的乌托邦社区之一。该社区创始人John H. Noves的领导下,创立了新的工作组织形式(free labor)和男女之间的关系(free love)。文章首先表明,对这一集体实践的分析必须综合两个背景因素:内战前关于废奴主义的辩论和查尔斯-傅立叶的乌托邦思想(体现在他关于工业和情爱世界的著作中)。其后,本文描绘了Oneida社区在生活、工作和性别方面的创新,以及在1848年至1880年间的主要转变。
N°47/2022 – Le genre face aux armées 社会性别与军队
Camille Boutron et Claude Weber
法国武装部队的女性化:机构意愿和内部阻力
将妇女纳入武装部队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这一过程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速于1990年代末取消兵役制度和武装部队的职业化之时。这一主题在201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一个公共话题。法国武装部队的女性化也成为了组织机构的公开决定。尽管如此,这一过程在军事界仍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除了性别歧视的逻辑之外,我们的假设是,妇女在武装部队中的存在,特别是在承担明确的战斗职能时,扰乱了在军队内部的一系列霸权主义男性制度下的表述。这些表述危害了军事组织和其以公共利益为名使用武装暴力的合法性。
Rosane Braud et Marie Loison-Leruste
女性无家可归者。
当妇女庇护所质疑社会应急服务内容
本文基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期间在巴黎的无家可归妇女庇护所中展开的民族志实地研究。它描述了面对非预设接待群体时,机构和协会组织在定义和接待这些群体时遇到的困难。庇护所远非只欢迎那些社会化程度很低、拒绝或远离现有住宿设施的孤立妇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处于高度弱势的女性,而其社会特征也与类似应急设施中的男性非常不同。面对这一情况,妇女庇护所对社会应急服务定义的单纯提供紧急庇护提出了质疑。长期以来,这些妇女的具体需求一直在社会图景、公共政策和科学研究中被忽视。
Helena Carreiras, Cristina Rodrigues da Silva, Luís Malheiro
联合国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对国家层面军队政策纳入性别议题的影响-以葡萄牙为例
本文讨论了联合国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如何影响性别议题进入关于武装部队的国家政策。它强调了实施的障碍和有利条件。根据葡萄牙案例的数据,本文研究了政府层面公共政策的发展,以及武装部队整合计划目标的工具和机制。我们认为,出台正式的公共政策是实现计划目标的必要条件,但不是成功落实政策的充分条件。本研究更多地关注了采纳正式公共政策后,机构工作中将其转化为实践的具体方式。
Xavier Clément
降低女性在科学领域的生产力
魁北克生态学实验室的案例。
这篇文章基于在魁北克动物生态学实验室进行的多年调查,重点关注女学生在进入博士后研究之前的经历和她们进入学术科学生涯过程中的障碍。本文一方面涉及工作领域内的分工和评估不平等,以及实验室内阻挠/疏通女学生工作的机制。另一方面,本文通过研究 « 伟大研究者 »评选的落选者,展示了女性获得的过低评价和男性间优先合作网络之间的密切关联。最后,我们在第三部分中关注两性不平等待遇的隐形机制。本文揭示了即便在一个正式的平等主义环境中,实际上的不平等非常普遍。妇女的边缘化是以一种离散的、分散的和矛盾的方式集体产生的。这一观察体现了民族志方法的重要性,而通过这一方法在这一领域展开的研究仍然十分罕见。
Angeliki Drongiti
希腊的兵役制:造就 « 真正的男人 »。
本文基于对希腊应征入伍者和希腊军队职业军人的半结构性访谈,从唯物女性主义和性别关系的角度,结合戈夫曼的机构研究方法,将兵役作为一种社会化经验进行了研究。本研究核心是解释制度对个人的影响,同时强调制造 « 真正男人 « 的制度机制和功能。这种男性化的过程并不仅仅依赖于那些有助于男性化的活动:处理武器、体育锻炼和勇敢的行为。相反,这种学习支配他人的过程是通过被支配的经验进行的,这使得支配者的位置更有吸引力。
Isadora Xavier Do Monte
男性气质与维持和平:暴力致死。巴西人在海地的案例。
根据对联合国特派团一部分部署在海地的巴西军事人员进行的40次半结构化访谈,本文重点讨论了巴西维和人员围绕其维和活动展开的叙述。本文主要目的是质疑战士这一概念在当代的含义,及其在新的军事力量及其使用方式中的演变。我们观察到这些改变并没有使男性气质和军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动摇。事实上,像巴西这样的边缘国家的士兵在维和行动中,在国际观众面前获得了政治职能并确立了男性气质。文章探讨了这些新的军事从业场景对当代战士概念的贡献。
农业女性 (n°45/2021)
Sarah Barrières
劳动中的女性反抗者。突尼斯后革命中女工们的抵抗阵线。
在始于2010年的突尼斯革命中,女性广泛参与了示威游行活动,并起到了重新定义了性别关系的作用。法国跨国企业子公司中女工们在这一时期的抗争从时间长度,组织形式和行动方式角度来看,都具有独特性。女工们团结在全国中央主工会UGTT的旗帜下,一同解决如侮辱,性骚扰,长工时等恶劣的工作条件。得益于组织方式和活动形式上的包容性和去等级化,几乎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基层工会有机会冲破性别的界限,充分表达她们的想法。本文围绕两个女性工会领导,展示了她们根据形势修改和调整她们的政治目标的能力,以及她们如何运用不同的行动方式 以适应工会架构之间的矛盾关系,并通过变得更加激进来面对雇主越来越严酷的镇压。
Clémentine Comer
农业女性育儿工作中的道德和政治
本文主要关注农业女性在育儿实践和家务实践中,推行家庭主义的缘由。这些女性集体要求严格的性别角色区分,从道德上捍卫它,并将其视作她们的身份资源和政治立场的表达方式。通过融入农业女性群体的日常生活,与她们进行访谈,本文展示了她们如何通过支持家庭道德、尊重性别规范来寻求一次为依托的个人尊严。她们通过扮演家庭秩序的代言人,纯真、善良的农业文化的代表,来避免公开挑战这些规则,并为她们独有的既体面又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立场寻找立足点。
Alexandre Guérillot
女性有机农业生产者的技艺。一种新的劳工关系?
通过对全国有机农业联合会和有机代理所(Agence Bio)在2018年进行的问卷调查的理解性分析,本文致力于揭示女性有机农业生产者在经营过程中与她们所从事的工作之间复杂又矛盾的关系。她们要求从事技术性的、机械性的、户外的工作。这一要求和长期以来依照性别角色分配给她们的工作,如文案工作形成鲜明对比。她们的要求表达了其中大部分人对传统性别分工的拒绝。她们也没有在有机产业带来的如“短回路” 这样的多样化的新生产活动投入太多热情。当今有机农业生产中的女性,通过挑战农业劳动中传统的性别分工,寻求的似乎是享有产业经营者这一角色所带来的所有特权。
Pierre Guillemin 和 Michaël Bermond
面对夫妻离异的新农业女性
在科研文献中,离婚是分析农业领域中持续的男性统治的重点话题。通过对一个报纸(法国西部日报Ouest-France)的两个文本分析案例,本文旨在研究与伴侣分开并继续作为家庭产业经营者的农业女性的非典型性,尤其是不同类型的资本在她们的经历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环境给她们带来的影响。和其他新农业女性不同,她们似乎在由男性统治的农业领域成功地抵御了性别规范对她们的一部分影响。
Rose-Marie Lagrave
农业女性” 回顾“:研究拾遗和女性主义。
本文发表了Clotilde Lemarchant 和 Pauline Seiller对Rose-Marie Lagrave的采访。Rose-Marie Lagrave作为社会学家,是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EHESS)的荣誉研究员。她从八十年代开始,便采用农业社会学和性别关系社会学的交叉为角度,来研究农业女性。在采访中,Rose-Marie Lagrave回顾了她自己的生命历程,并解释了社会科学研究和女性主义运动是如何或多或少地提高了一部分人口的可见性。
n° 46/2021 家务工作的(重新)配置
Héloïse Prévost
父权殖民历史下的巴西女农民
本文旨在分析女农民与被视作领地,劳动对象和照顾对象的土地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来理解赋予了这些女性政治属性的前提条件。借助历史社会学的方法,本文以女农民与过去的土地和现在的土地之间的联系被作为分析她们的运动的角度。本研究基于对巴西东北部的马塞约周边的村镇(assemtamento)的案例分析,研究了生产性劳动,斗争活动和照顾工作三者间的联系。本文展示了三条主线:本地历史和殖民历史,父权制和新自由主义的交叉;在女农民群体中产生政治性的条件与斗争活动以及照顾工作的组织性;
n° 46/2021 家务工作的(重新)配置
Lorraine Bozouls
家务劳动和生活方式的生产
上层阶级的家庭主妇
本文分析了经济资本多于文化资本的上层家庭中家务劳动的性质和分工。本研究聚焦这些家庭中身为家庭主妇或远离有偿工作的女性。通过详述这些妇女与家务劳动的关系,我们揭示了鲜为人知的不对等情况,为性别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广泛的信息。这些家庭将大多数夫妇中普遍存在的性别分工推到了极致,而这一群体中家庭主妇的情况为研究性别逻辑提供了一个透过放大的视角。这篇文章表明,家庭主妇远非 « 不活跃 »,她们通过进行教育、消费和维护社会资本,充分参与到家庭的社会定位中,这也塑造了这些立足于上层社会的家庭的生活方式。
Jérémie Brucker
劳动者的织物。
通过性别透镜看法国职业服装(1870年代-1920年代)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工作服成为职业各界行动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工作服远非由工人自由选择的无足轻重的东西,它是社会经济动态以及政治、文化和职业背景的一部分,具有各种限制性。领导人、立法者、民间社会人士和工人都参与了服装的编码过程,使工作服成为19世纪末社会生产的产物。社会上的性别惯例和禁令往往参与到职业界的服装标准化过程,而这一现象在工人和雇员群体中格外明显。
Marie Cartier, Anaïs Collet, Estelle Czerny, Pierre Gilbert, Marie-Hélène Lechien, Sylvie Monchatre et Camille Noûs
来吧,父亲们!
男人参与家务和育儿工作的条件
基于对三十对异性恋夫妇的研究,本文通过性别和阶级的双重视角,研究了父亲投入家务和养育工作的社会条件。它强调了夫妻错开工作时间的作用,尤其是其导致的父亲独立持家的情况,以及下嫁婚姻中的情况。虽然父亲为保障现在和未来而做出专门的努力,但他们也在日常工作中承担着辅助配偶的角色。他们的参与是母亲致力于社会化工作和帮助他们代入角色的结果。这是母亲在家务劳动和养育责任之外的额外工作。最后,文章探讨了夫妻之间的权力关系和调解过程中,有时是冲突性的动力机制:虽然夫妻感情的经营,在危机中,可以产生更多的父亲参与,但它更多地是促成了私人领域内性别不平等的长期存在。
Alizée Delpierre
如此有特权的女性?被仆人伺候的疲劳
虽然她们有一个、两个、三个甚至几十个全职仆佣每天为她们的家庭服务,但在一项关于非常富裕群体使用家政服务的调查中,受访的妇女称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管理她们的家庭。限制在非常富裕家庭的雇用的背景中,使用佣人是一种特权:妇女将生育工作委托给他人,以便自己投入到生产性工作和/或休闲活动中。但是,那些格外有特权的妇女的抱怨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本文旨在讨论她们大量使用仆人,却仍然需要在家庭生活上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的悖论。它一方面挑战了认为这些妇女摆脱了生殖工作的看法,另一方面质疑她们和丈夫可以同等程度地摆脱生殖相关工作的论断。事实上,文章显示,即便在后者全职工作的情况下,男性雇主和女性雇主之间再现了不平等的长期分工:前者负责财务交易以支付员工,而后者负责选择和监督员工,并提供维持关系所需的情感工作,因而后者被占用更多精力。
Elie Guéraut, Fanny Jedlicki et Camille Noûs
本地女学生的出走
在社会解放和空间重组之间
这篇文章讨论了在法国追求高等教育所产生的居住迁移问题。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大学的机会向大众开放,但这种开放是以高等教育不同专业间形成严格等级制度为代价的。在这一等级制度中,个人所处的位置主要取决于性别和社会出身。本文第一部分基于统计数据和案例研究,研究了高等教育中大学生分布的空间维度。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在完成学士学位后离开居住地,但也更有可能在完成学业后返回居住地,这一情况在劳动阶层中格外显著。本文的第二部分显示,这种现象尤其涉及农村地区和中小城镇出身的年轻妇女。缺乏社会资源,以及社会中对她们的出身的反复强调都是解释原因。最后,文章强调了女性作为劳动阶级中的不同群体成员导致的生命轨迹的微小差异。
Martine Gross et Michael Stambolis-Ruhstorfer
谁来洗家里的脏衣服?
同性养育者家庭和异性养育者家庭之间的家务劳动分工
本文研究了法国同性养育者家庭和异性养育者家庭内部的家务分配。它使用了Elfe研究(法国从幼儿时期开展的长期研究)和Devhom(同性养育者家庭、家庭功能、发展和儿童的社会化)的定量数据。迄今为止,相关文献将家务劳动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通过详述六项具体任务,我们的分析得到了特定的性别模式,从这些样本中可以区分出两种类型的家庭。被调查的同性伴侣更平等地分担家务,或一起做家务,但研究样本中的异性伴侣对任务进行了性别化分配,且除了修理和洗碗之外,经常由女性独自承担。如此来看,同性养育者家庭似乎较少再生产男性统治模式下的任务分配的准则。
Dominique Pasquier
在线家政服务
对社会底层的Facebook账户的研究
基于对46个服务行业工人和雇员在Facebook账户上的交流和链接,本文从性别角度研究了家政服务工作相关信息的生产和接收。关于这个问题的分享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以来自女性的书面信息的形式对繁重任务的抱怨,及其引发的女性之间一连串的共鸣反馈;在网上发现的要求为女性所做工作给予更高认可的版面,只在女性的账户中流传;以及努力寻找其受众的反对男性统治的漫画或有趣的故事。文章指出在这些交流中,男性对话者极少,并提出一个问题:在男性中很少得到响应的前提下,什么条件促使劳动阶级里的妇女产生了更大的平等愿望?内嵌于保护社会自然环境的工作中的生产活动的政治面向。这三条线索有利于理解女农民在收回领地和制定抵抗/生存方案中的策略。
脏活 (n°43/2020)
Christelle Avril 和 Irene Ramos Vacca
为他人弄脏自己的手 道德分工和女性职业
何为“女性职业”?本文从一直以来遭受忽视的女性主义视角来补充和丰富艾佛特•修斯提出的“脏活“的研究路径,讨论道德分工中的角色扮演。本文以三个调研为依据,分别关于家政服务,儿科护士护工,以及医院秘书。文章展示了“女性职业”的定义来源并非专门的许可证书或特定的任务,而是基于完成剩余工作的既成事实。即便女性从业者在扮演“正面角色”的时候可以积极地看待这些剩余工作,在需要替他人而脏了自己的手的时候则变得难以接受。在这些工作中,她们扮演了“负面角色“,并代替上层承担了不很道德,乃至不道德的工作内容。本文为理解性别角色之间的分工和基于权力和声望的身份建构之间的联系做出了贡献。
Leïla Boudra
性别不平等和工作中的健康
以家庭垃圾分类中的“脏活”为案例
垃圾分拣部门因其工作条件,社会和性别分工,以及主观层面对该工作的投入等,经常成为围绕修斯的“脏活”概念产生的讨论中的例子。本文从脏活概念和性别角度出发,重新解读法国家庭垃圾分拣中心中人体力学领域的研究结果。通过研究混合性别工作者在垃圾分拣流水线上的工业化工作条件,本文展示了分拣流水线上位置和工作内容的分配中性别、社会和空间层面的分工。本研究重新拷问工作中的繁重性,并提出以性别为依据的区分。本文为理解工作中感性层面的考验提供了线索,并解释了由此衍生的以绿色环保为目标来提高该工作的社会评价的过程。
Hugo Bret
卖力和自我保护
公共部门的马路保洁员和环卫工人与自己身体和健康的矛盾关系
男性特征对于工人群体来说,在男性身份认同上,生活方式上,以及和工作的关系上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男性价值(勇气,力气,耐力,对疼痛的耐受等)一直支撑着马路保洁员和的职业文化,决定他们应对“脏活”的方式。这些价值认同受到长期从事这一行业所必需的对身体的保护和对健康的重视等倾向性的冲击。工作的性质,领域的发展(现代化,“医疗化”,社会族群的重构),以及受访者的个人履历和社会特征揭示了男性特质的重构,和群体内部与男性准则的差距。
Caroline Ibos
1830年-1880年间巴黎的拾荒者的男性特质以及对女性拾荒者的淘汰玻
考察社会地位较低的男性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男性实施的性别统治,即不考察男性特质的实体性,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政治,即一个统治秩序。该秩序将男性与女性作区分,并赋予前者具有社会正当性的优越性。基于文学资料和不同种类的图像资料,本研究以19世纪的拾荒者这一被严重污名化的群体的建构为主题,展示这个群体所具备的收到文化精英群体认可的独特的男性特质。这一特质以一个双重权力关系为背景:阶级关系为他们分配了以卑微形式展现的男性特质,性别关系将他们纳入将女性拾荒者排除在外的普遍人性。这些女性拾荒者不仅遭受有文化的男性的鄙夷,还需忍受男性拾荒者对她们的身体的剥削,屈服于家庭内部的规矩。
Eric Le Bourhis
玻璃天花板下的职业生涯:苏维埃政权下的拉脱维亚的女建筑师
无论对于欧洲各国还是二战中被苏联兼并的国家来说,二十世纪,拉脱维亚建筑师行业的女性化进程从速度和广度上均脱颖而出。本研究侧重研究1945年后该职业群体女性化过程的原因及其局限性。本文探讨了苏维埃政权的管辖范围,该行业女性化发生的场所,以及行业本身在国际转型中凸显出的落差:女性在培训和录用上占有优势,但直到1980年代工作领域被强大的性别排斥机制所支配。该机制被阐释为某种和解,即以女性在该职业领域的发展来抵消对该行业实施的限制。
Virginie Rozée
当可生殖的身体的表现成为劳动:以印度代孕为例
何为“女性职业”?本文从一直以来遭受忽视的女性主义视角来补充和丰富艾佛特·修斯提出的“脏活”的研究路径,讨论道德分工中的角色扮演。本文以三个调研为依据,分别关于家政服务,儿科护士护工,以及医院秘书。文章展示了“女性职业”的定义来源并非专门的许可证书或特定的任务,而是基于完成剩余工作的既成事实。即便女性从业者在扮演“正面角色”的时候可以积极地看待这些剩余工作,在需要替他人而脏了自己的手的时候则变得难以接受。在这些工作中,她们扮演了“负面角色“,并代替上层承担了不很道德,乃至不道德的工作内容。本文为理解性别角色之间的分工和基于权力和声望的身份建构之间的联系做出了贡献。
劳动中的交叉性 (n°44/2020)
Margot Beal
1805-1930年间在法国本土的仆役人员中的种族政治:白人仆役的生产和有色人种组成的边缘群体
本文聚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的圣埃蒂安(Saint-Étienne)地区,旨在探索劳动环境中的种族化过程。 在录用和对待仆役人员方面,法国宗主国的雇主执行的是什么样的种族政策?本文通过研究司法领域和行政领域的史料,验证了在国家层面,法国本土对白人仆役劳工的偏好。本文在展示国家机构和雇主是如何对待作为少数群体的有色人种仆役的同时,还展示了与他们同阶级的同辈群体如何以一种易变的态度看待这些仆役从业人员。双方的阶级,性别和国籍均在种族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雇主全部为白人的仆役劳工领域中,参与建构了白人劳工的白色种族特权。
Jennifer Jihye Chun, George Lipsitz et Young Shin
作为社会动员策略的交叉性
美国的亚裔女性移民捍卫者
地处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和圣何塞的Asian Immigrant Women Advocates (aiwa 或亚裔女性移民捍卫者)有着将近三十年的历史。这段历史为社会运动中的交叉性实践提供了生动案例,并展示了针对其实施的压制中,分散的和区别对待的一面。本文通过学术领域的探索和美国社会运动的长时段历史的研究,追溯交叉性概念的肇始。以民族志和历史档案为依托,展示了这一社群组织如何将交叉性做为日常动员工作的核心。本文以该概念为分析框架,试图理解移民女劳工的经历中,性别,家庭,工作和国籍交织下的体验,并以此为反思社会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工具。最后,本文认为该概念为同辈领导力和新的更加有包容性的动员形式提供了结构支持。
Hanane Karimi
法国的穆斯林女性自雇人士社交网
直面多重歧视
本文分析了在法国佩戴面纱的穆斯林女性在工作中遇到的结构化的和具有交叉性的歧视所带来的间接后果。我们观察到在佩戴面纱的问题上,种族、阶级、性别和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给这些女性的职业前景带来了严重的损害。通过研究从学校到职场的持续性地通过身体来进行习得过程的和对在工作中戴面纱产生的直接影响的调研,笔者分析和描述了两个为了应对职场进入中的歧视而组织起来的穆斯林女性自雇人士社交网。我们面对的女企业家们均没有任何继承而来的创业倾向。她们都通过networking或者coworking来弥补自己在创业和经营方面的资源缺失。我们对伊斯兰的宗教资源进行了分析,以便弄清楚其在符号资本和规避污名方面的用途。她们对宗教的投入和对家庭的责任使得独立创业成为她们在职场上唯一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让她们省去了因宗教意愿而在职业上不得不进行谈判的过程。她们的组织形成了一个边缘化的经济活动,可以带来微薄的收入。
侯仁佑 (Hou Renyou)
当代中国农村的两性分工: 在女性劳动力的增值和家庭角色的依附之间
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对女性劳动力在社会和经济层面上的认可,女性对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的贡献与日俱增,这或许会让我们觉得传统儒家思想所提倡的“男女有别”、“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观念已有所转变。基于2013年至2016年在河南省一个村庄的民族志调查,作者在本文中指出,两性分工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的确有所重构,不过这一改变只是重新定义了当代农村在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之下“内”和“外”的内涵,而“男主外,女主内”的价值观不仅没有从本质上瓦解,反而继续规范着村民的组织与生活。
Amélie Le Renard
交叉性的进路和后殖民主义的特权
迪拜招聘市场中的西方性和白种性
基于一项围绕在迪拜和法国两个地方产生的西方人特权的社会学研究,本文对交叉性领域中的两个争议话题进行探讨:如何将此概念与跨国研究的进路和后殖民主义研究的进路相结合?研究处于统治地位的人时,使用交叉性这一概念是否有价值?本文展示了在迪拜,所有持有西方国家护照的劳工均享有某些特权,然而他们这些特权却有所不同:移居国外的工作合同和家庭团聚合同为白人男性带来更多利益。这一体验上的区别在职场生涯的中期更加明显。他们其中一些劳工享有流动性,而其他人却不得不留在迪拜。一些人的职业生涯,尤其是非白人女性,因此而缩短。特权为她们带来的体验也变得短暂而脆弱。最后,法国对于波斯湾地区的印象对从该地区回国的人也带来不同的影响。
Myriam Paris
被拒的公民资格:家政工人面对在留尼旺的国家劳工管理(1945-1960)
在1945年,家政雇佣工们在留尼旺组建了清洁工和浣洗工的工会,并在争取法国人和留尼旺人政治和社会平权的反殖民主义社会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依托于行政和社会运动两方面的史料,这些雇佣工人的社会运动,及其在1945年和1960年间获得的制度上的回应,组成了本文独特的研究角度,有利于理解殖民体制在维护和更新上的不同方式。本文试图展示这些研究,并关注这一体制是如何构建在性别、阶层和种族带来的社会割裂之上,并嵌入自1946年开始的海外省行政规划和本土的政治和社会公民资格构建的历史背景之中。
期 工作着装
Amel Ben Rhouma 与Bilel Kchouk
女性在突尼斯如何获取管理职位,一种以能力为角度的分析
本文对突尼斯政治及经济管理职位中的女性地位感兴趣,并以2011年起的民主化过渡为研究背景。缘于对旧时政治精英的贬低,政治性别平等法律的出现,以及国际舆论的压力,我们的量化研究显示数量有限的相关职位为女性就业创造了一定优势
但另一方面她们依然属于少数代表。通过29位《 掌权》女性的生命历程,突出这些女性拥有的资源和能力。这既和国家独立后她们的成就和解放有关,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家庭和社会环境的支持。然而,这些演进也和一些结构化的阻力发生冲突,比如在突尼斯行政中的合作实践,女政治家的媒体能见度低,以及保守文化中对男性权威的惯性偏爱。
Isabel Boni-Le Goff
可尊重的专家?服饰美学和信心生产
被认为是 《知识分子》,管理咨询师很少从身体媒介角度被研究,抑或他们涉及的化身工作。从进入这一职业开始,初级咨询员就开始认知历史及社会建构的所有期许,制造一个令人信服的个人表象,实现一个形式上的专家身份。对这一专家人物的控制生产将服饰放到了中心位置。尽管女性已经大规模地加入这个传统上以男性为主的职业,本文突出当代职业服饰规范如何受到历史性职业人物的影响,并见证了持续性的性别美学。其次,本文将分析女咨询师复杂的着装经验。比如她们对服饰搭配错误有着长期的敏锐性,并且集体性地害怕犯审美或象征性的错误。通过对问题着装情况进行分析,本文试图对职业服饰的社会及象征功能提供一个启发式的照明,以及因此导致的象征性暴力以及权力关系。
Corinne Delmas
公证员,遗产专业的性别
公证员职业是一个和遗产相关的专业,历史上是一个不太开放的工作市场。虽然女性自1948年起被允许进入这一职场,直到近20年才开始正式加入。多项指数显示,随着教育发展,不同司法职业已经有大量女性加入,这在公证员职业中也得到证实,这缘于专业位置和状态多样化有关。女性化的经历及主体观察却依然和男性化阻力相冲突。这和不同代际,和生活轨迹,和社会出身以及家庭背景都有关系。因此,差异似乎是一些专业女性化的感受和现实状况的结果。正在进行的专业改革一方面偏向女性化另一方面又强调了性别隔离。
Louise Jackson
制服或便衣: 1919-1959年间的伦敦警察
从伦敦警察的工作出发,本文将服装作为主要技术角色来分析,警察是如何通过这些着装一边展示警员身份,一边构建监控场面。选用制服还是便衣取决于不同监控策略,但又彼此相连。制服给女性一种安全感,并保护她们在陌生环境下活动。这演变成了一种城市景观,也化身为一种能见度极高的《女性》权威。女警察也被派做一些便衣观察活动以及一些地下活动,比如妓院、赌场、非法酒庄等。女警察学习通过阶级、社会身份及性别符号来表演他人的习惯和外貌。她们随后将学习到的这些认知转化成她们自己的面向,从而由于官方目的颠覆了象征性的秩序。
Frédérique Matonti
政治家的办公服装:代表性、相似处及失误
不仅仅作为趣闻轶事,本文试图揭示政府代表的职业着装和他们的工作密切相关,即政治代表的要求。先从近期几个《服装丑闻》说起:包括席琳·杜弗洛(Cécile Duflot)、杰克·朗(Jack Lang)、 瓦莱里•佩克莱斯(Valérie Pécresse)以及弗朗索瓦·胡凡(François Ruffin)。这是对政治家社会化及性别化的要求。随后分析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多种因素如何构造了一个普世规则,包括民意代表的社会筛选,统治阶级的着装规范,施加权威的意愿等等。政府代表的服装必须和所代表的民众区分开来,同样也必须和代表集团的风貌相符。本文最后展示对政治服装规定的矛盾发展:随着时间变化,他们的身体越来越不真实,而越来越受到审查和控制。
Thibaut Menoux
门童打扮,奢侈服务的男性化调整
通过考察奢华酒店男性门房的制服,本文揭示男性制服并不仅仅是单一的雄性杠杆,也引导较少探索的就男性身份的重新谈判,以及相关男性社会轨迹的重新谈判。根据酒店门房职业相关的民族志调查、数据及史料,本文首先展示酒店制服的社会符号以及穿着者对此看法的矛盾。其次揭示制服代表了服饰社会性调整的指标和依靠。这包括将奢侈服务工作通过穿着制服来学习,以及穿着制服本身来体现。这些认知由于劳动者社会轨迹的不同而有不平等性。最后,本文将昭示,在社会化及性别化的情境下,对制服非正式化倾向的使用,似乎是要重构这些劳动者的男性特质。
期 生态女性主义实践
Viviane Albenga 和Vanina Mozziconacci
教育能否解决所有女权主义?
预防性别暴力机制中的理论交叉和实践悖论
在教育系统内反性别不平等的抗争中, 打破固有成见已变为最常见的主旨一。一方面,我们可以将这一举措看作是受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或是“平等”女权主义的灵感启发。但同时,采用后一种政治理论的原则可能会导致某些困境, 这也和这一模式的性别概念直接相关,关注性别角色并从个人范围研究。唯物主义女权主义,则是将性别当作一个将社会总体分化和级别化的系统,似乎忽略了自由主义模式中理论的解决困难性。然而,在教育中可以怎样应用又有什么样的实践结果呢?我们来看看一个预防性别歧视机制的研究。这一研究通过圣得尼省(Saine-Saint-Denis)针对妇女暴力的观察,教育者采用唯物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在教育中促进性别平等。一些交叉也因此在实践中起到作用,其中女权主义的观点和理论假设明显不同。
Isabelle Cambourakis
1970年代整合环保与女权主义
思尔卡德(Circauds) 非暴力中心范例
虽然我们经常强调1980年代的法国没有生态女性主义流派,又或者法国人在反核运动中的缺席。以思尔卡德(Circauds)中心为地方研究案例,一个1970年代初期建立的非暴力培训中心,可以分析在社会运动空间中女权主义及环保的传播和建构。本文重点分析1976至1978年期间的女子夏令营,其在欧洲和平女权运动中的参与,以及其在传播环保女权主义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这使得在对现代化的批评中增加了性别关系批评。一个被看作男权的医学,从医药产业到资本主义。通过对环保及女权媒体的分析,比如和思尔卡德前成员的采访,让多样化的女权主义实践清晰化。同时日常的手工劳动也使得1970年代的女性矛盾问题得以解决,这些矛盾主要是希求将不同的参与行动结合起来。
Camille Fauroux
法国被占据期间的妇女工作政策
本文试图通过德国战争中经济融合的背景考察法国被占据期间妇女工作的历史。对维希政府而言,法国妇女为德国工作的政策从一开始就令人担忧,因为这和该政府试图重建的家庭秩序冲突 。然而以占据者的角度来看,这一外国劳动力的雇佣政策可以更好的帮助德国维持性别关系,因为战争生产的重责将有外国人承担。当因劳动力供给的紧张局势加剧时,出现了强制雇佣法国妇女到帝国领土工作的问题,但最终因为法国本土也需要女性工作而被放弃。本文通过跨国界视角研究劳动政策中的性别问题。
Aurore Koechlin
自主妇科,生态女性主义以及交叉性
我们提议就巴黎地区自主妇科实践网络做一个专题研究,该网络由年龄在20至40岁间的新一代组成,可以称她们为交叉女权主义者。挑战在于展示交叉女权主义者如何在话语和实践中适应生态女性主义范例。对这新一代人来说,自主妇科实践并不容易提出:以女性生理器官为中心,可能暗示 “女性”在解剖学方面对自己进行定义,这或许会被交叉女性主义指责为本质主义者,前者确实希望将1970年代的性别解构更推进一步。这个通过交叉定位表达这种实践的自主妇科网络的案例表明,生态女性主义如何将理论和实践整合,结合女权主义对避孕及堕胎的阅读, 酷儿理论和黑人女权主义的贡献,生态学的某种观点,亦是反资本主义的一种参与。
Geneviève Pruvost
思考生态女性主义
唯物主义女权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
为了强调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在资本主义体制工作方面提出的概念,包括月薪式工作,农业劳动以及家务工作,我们将这些理论家看作是生存女权主义者,如弗朗思娃思·德·奥本(Françoise d’Eaubonne),玛丽亚·麦斯(Maria Mies),塞尔维亚·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瓦达娜·师娃(Vandana Shiva)以及斯达郝克(Starhawk)。她们的共同处在于将女权主义、行动主义以及另类环保实践整合起来,揭示了一种生态女性中心主义的形式。这种唯物主义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依赖于人类学及历史研究,这种研究将粮食生产与男女自我生产区分开来,同时从经济政治方面将女性的家务劳动和工业化生产区分开来。 工业化造成的环境破坏和下述境况相关:南方农业社会的消亡、重要资源生产中的国际劳动力的不平分工,女性继而成为了首要的受害者。
Constance Rimlinger
土地工作以及异性恋主义解构:生态女性主义实验
通过三个农村地区(两个农场和一个农庄)的民族志,它们都由同性恋女性管理,同时都批评生态环境并反对资本主义,并质疑性别及性的规范,我们通过这些角色身份及其对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理解与发扬考察这种别样生活方式的意义。我们观察到城市向乡村的转移,薪金世界向自给农业的转移,她们得制定新的战略来对抗孤立并融入当地。同时,重返土地让她们有新的解放和参与机会,并可以支持妇女和少数群体。农业劳动,女权主义的参与以及日常生活的政治化构成了同一项目的不同面:为我们的社会找寻更公平更持久的道路。
Benedikte Zitouni
行星毁灭,1980年代初期的的生态女性主义政策变化
本文试图重建一段历史。它讲述 1980年代初期数以千计的妇女如何参与和平营和游行,旨在将女权主义主张带入反核战争及反对破坏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本文近距离考察在阿米赫斯特(Amherst)的生态女性主义的首次聚会(1979)及三公里岛的核事故的游行(1980),华盛顿五角大楼行动(1980及1981)及旧金山行动(1981)。本文也考察女性的和平营,特别是英国纽布里(Newbury)附近格林汉姆(Greenham)区的和平营(1981至1987),又或者是在美国华盛顿州普吉桑德(Puget Sound)区域,还有纽约州的塞内卡(Seneca)区(1983)。本文 旨在描述这些抗议,而不是争辩这些抗议的重要性。本文通过抗议者们自己的手稿及档案数据来揭示生态女性主义首先是一种创新、变革及肯定生活的政治方式。本文强调情感,但不仅仅是恐惧和愤怒,也有喜悦的情感,展示了这些情感如何推动了抗议活动。重新点燃大众和小团体共同抗争的热情,同时关注组织的智慧如何使得这些妇女最初可以聚集在一起。归纳来说,本文挖掘并详述了生态女性主义营地和游行的故事,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今日的政治行动。
期 平民家庭
女职工们在生活中和谁是一对呢 ?
Lise Bernard 和 Christophe Giraud
本文指出,八十年代初以来的多个转型影响了普通大众里男男女女的婚姻状况:婚姻生活中的距离拉大了,工人家庭中一个工作一个待业的数量显着减少了,职工中门当户对的家庭数也下降了。本文通过平民阶层间的婚姻研究, 试图分析其中妇女的多元化现状,突出展示不同类别的职工内部也有社会等级。 “上等”组的女性有多重资源; “下等” 组的夫妻双方都生活贫困;最后中间部分,以工人世界为标志,还包括一些买卖工作,低技能的服务工作,以及女性多少被疏离的工作。。
职业平等评议会 : 什么样的规划?
Soline Blanchard
公元2000年是法国一项新职业的发展舞台:职业平等评议会。评议会成员提供协助服务,帮助促进一些组织内部针对这一主题的发展。本文旨在通过性别来考察这些成员,探究在其它情境中已经观察到的悖论 : 在一个由性别构成的社会空间中,平等的簇拥者们反而会重复他们声称对抗的不平等关系。本文关注某一特殊类型 : 创业女性。 强调分析性别中的颠覆逻辑与再生逻辑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个“可捍卫”的女性化?女警察的招募
Frédéric Gautier
先有允许女性参加警察资格考试的决定,再是取消招募中对女性人数的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全国警力中女性人数的增长。但是警察中女性的整体比例仍然很低。从这个角度来看,制度的形态变化不大。这首先是因为女性候选人比男性候选人更为罕见:从社会角度来看,她们仍然被看成一种违规行为,需要特质才能实践。这也因为招募方对男性候选人的要求比对女性要低,比如偏好那些听从规则的候选人,而这种游戏规则往往被机构内的大男子主义主导。
家务劳动:保守的平民阶级?
Marie Cartier, Muriel Letrait et Matéo Sorin
本文研究平民阶级中的男男女女如何看待家务劳动中的不平等分配,又对此做出了怎样的应对。采用17组异性恋并有小孩家庭的研究数据,本文认为八十年代到现在的这段历史时期, 平民阶级内的性别角色分配并非是一种严苛的永久性划分, 更多是长时间的对家务劳动认知的缓慢分化。只有最贫困的阶层才根据性别有非常严格的劳动角色分配。人数虽少但也在不断增长,平民阶级中稳固的家庭通过男职工对家务劳动的参与逐渐脱离了这一模型,同时也越来越多对家务劳动中男女不平等的质疑。
“这是我的时刻”。女职工们自己的时间
Olivier Masclet
女工和女职员们如今能否从家务和职业负担中解脱出来拥有属于“她们”自己的时间?如果说女性的私人时间常常为家庭所用,分析不能忽略平民大众里“我们”的力量:很多时刻“我”都占据着明显的位置。本文将呈现在休闲时间上平民阶级女性和其她女性相比的不平等现状,通过收集女性在休闲时间中发展的个人活动,以此了解自我时间的标准化,换句话说,平民家庭中对个人时间的获得和规范的标准化。本文指出就这些女性而言,个人时间既可以指出母亲和妻子责任的极限,同时也标志着她们工作的附属位置。
平民阶层中的女性,在永久和分裂之间
Olivier Schwartz
本文考察当代法国社会平民阶层家庭中的女性地位,同时研究过去十多年里的变革对女性地位的影响。社会学和史学文献一直强调十九、二十世纪期间平民阶层中女性地位重复出现的特征。“今日大众”项目出版的作品让我们得以研究当代法国社会。它们展现重要的变革,不仅在夫妻模式上,也在女性的愿景上,指出今日的大众家庭并不想重复他们的传统生活模式。相关数据显示这些变革其实持续存在。本文将盘点变革和持续性,并研究在不同的现象中,平民阶级中女性地位是怎样形成的。
“万能”的母亲:紧张的大众教育实践
Vanessa Stettinger
在平民阶级中稳固的中层家庭里, 和孩子教育相关的任务几乎一边倒地成为女性的责任, 在某些情况下还迫使她们放弃职业生涯。于是为了孩子教育的成功,这些女性成为了传输规范的首要责任人:诸如规范的睡眠时间、 健康的饮食习惯、定期的家庭作业、以及课外活动安排。然而,这些都是来自统治阶级的规范,操作起来需要一定代价,另外得指出她们可用资源和这些规范之间的差距。因此当她们实行大众阶级实践的时候也是她们放松的时候,可以让她们在家庭里找到幸福感。
2017年总统大选 :女人、男人和选票
Catherine Achin和Sandrine Lévêque
小心差异!选举行为中从性到性别的变量
针对西方民主选举中有关性别差异的分析,本文提出一个后批评。本文诉求整体考量性别对政治行为的各种影响,审视政治中不同的男女关系和其再生产条件。同时通过描画一些理论和方法论,以求找到关于调查方法和调查关系的反身思考。再研究投票意义和社会固化,并分析政治社会化、性别参与、以及权力的社会关系等的延续发展过程。
Martin Baloge和Marie-Ange Grégory
作为考验对象关系的投票
有关社会化进程的分析通常关注亲子或者同辈关系。本文则选择研究对象关系中的社会化进程,解密情侣和投票间的相互联系。研究依据2017年总统大选投票处问卷调查的量化材料,以及四阶段针对一些男女对象的个别采访。情侣在政治意见形成上的影响应该和其它变量一起考察(具体包括阶级、年龄和政治遗产),同时也需要在一个多样化的“职业”角度下研究每个对象的圈子环境。
Lorenzo Barrault-Stella, Clémentine Berjaud及Safia Dahani
阶级、性别及民族间的选举行为
本文重点考察2017年大选期间三名非白人女性的选举行为,她们都隶属普通阶级。先在大选期间及前后在街区做观察和定期采访,重点分析一个种族特别隔离的街区,她们和自己生活条件迥异的选票。提出阶级、性别和民族内社会关系对选票的重要影响。尽管这三名女性住在同一街区,她们投票的候选人却非常不同(从国民阵线党到社会党)。就这三种情况而言, 她们在本地普通阶级内的相对位置、她们的女性条件、家庭关系,以及她们的民族(宗教)归属都不仅可以解释她们参与大选的稀有特征,她们投票的多样性,以及在街区因此造成的的社会关系差异和矛盾。
Sophie Bernard
男性自主、女性危机。
面对按件计酬的商务代表
本文专注针对按件计酬商务代表的案例分析。这也职业人既享有高度自主性,但同时也有工资不稳定的特征,这就和自由职业者有相似性。跟据一份男性和女性分开调研的工作及职业操守报告的结果,男性将工作自主看作是一个全身投入工作的机会,目标是获得高薪以求得社会阶级的升迁。女性则把这作为职业生涯和家庭生活的“维系”,让她们可以有一个工作保障。这些差异常通过“夫妻协调”微妙加深性别的不平等,更稳固 “会赚钱先生”和“赚少钱太太”这样的身份标志。
Christèle Marchand-Lagier
投票给玛丽莲··勒庞的女人
代际影响和职业危机
投票给国民阵线的女性是否达到普遍性?有什么独特性?哪些女性会把她们的选票投给玛丽莲·勒庞?本文依据大选后的问卷调查,即2017年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中收集的ALCoV[i]项目调查。这些数据用来分析“极右派性别差异”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代际性别差异”,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更多年轻女性会投票给极右派候选人。在分析中除了年龄和性别因素,同时要考虑女性的不同生命阶段,和男性相比更依赖她们的家庭、生活和职业环境,这让她们会选择国民阵线。国民阵线对这些案例有吸引力但却并不能号召更多的参与者,这无疑也是他们总统大选屡次落选的原因之一。
Janine Mossuz-Lavau
工作、性别和选票
作为分析选票性别的佼佼者,Janine Mossuz-Lavau重新审视她的研究心路,以及她对于这一研究主题的付出。主要通过她和Mariette Sineau在巴黎政治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做的女性选票调查获得研究资源。
Mathieu Trachman
暴力的平常性。艺术圈内一起性侵未成年人的个案研究
在有关性别暴力的研究中,平常性是一个经常被运用的主题。从一起未成年性侵案出发,本文将具体分析其中利害关系。首先,本文指出平常性这一概念常常用于说明女性的共通点, 这极大地反映了它显著特征 :
在本文案例中,艺术工作以及其职业特征,老师和女学生之间的私人化关系,女性进入职场的代价等都是决定性的元素。在女权主义研究中,平常性也指代女性生活日常中被特征化的暴力行为。本文将事实、情境和合格区别分析, 指出暴力的合格化暗示了一个非正常化的情感, 以及在性别暴力中的反思缺失。这一断裂解释了不确定性常常是暴力合格化的衍生,而这一特征又反过来引起暴力情况。暴力的平常性因此代替了一种隐蔽特征,使得骚扰和侵犯经历被亲身者变成了一个正常过程。
[i] ANR ALCoV项目 – 选票地域比较分析 :当代法国对抗、弃权及政治激进主义。
N°38/2017 La gestation pour autrui en débat
关于代孕的辩论
Séverine Depoilly
通过巴黎近郊三所相对隔离与贫困的职高民族志研究调查所得,本文建议分析在校园环境中,同性及异性的同龄学生之间是如何相处的。首先,我们将展示这种关系受制于一种身份性别任务游戏,提醒男孩女孩们传统的性别秩序。其次,通过许多类似的田野情况,我们认为这一性别规则的某些形式已经开始受到一些来自女孩们的移位、推翻和颠覆。
山地自行车类期刊中性别与新闻实践
Mélie Fraysse 及 Christine Mennesson
本文以山地自行车专刊为例, 好奇于在男性主导的环境下各种构建性别的方式。 运用“性别体制”和“霸权男性气概”概念(康奈尔,1983;1987), 本文分析山地自行车杂志编写中的不同“新闻性”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同时研究怎样的社会条件构建了这些性别特征。若性别体制概念研究赋予霸权男性气概与强化女性特征更多价值,一些调查通过职业实践来质疑这些性别模式。职业社交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中心角色。
代理孕母的道德接受度 妊娠教育为服务于更多的公正 性
Marlène Jouan
有关代孕的辩论往往引发极大的困惑,几乎和妓女话题一样在女权主义者之间造成分歧。本文关注在这一辩论中女性的自主权,质疑用道德推论来看代孕并以此使堕胎合法化不再有争议。为此,我们主要借助英语文献将代孕作为照护职业来研究。本文显示代孕道德接受度的评估需要诉诸一个复杂的责任概念,这首先挑战性别统治并对我们母亲角色的展示有所限制,同时认清因怀孕造成的异化风险,最后支持不公正的结构关系使跨境代孕实践合法化。
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舞会:爱情游戏非偶然
Laura Nattiez
乍一看,舞会应该给青年提供了一个轻松的狂欢时光,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它是一个特别策划的空间,有效提供了一个角度来分析性别化的行为规范,同时也具有婚姻市场的功用。通过在西班牙不同省份采集的生命故事,我们非常意外地发现1930年代出生的所有女性都通过舞会来纪念她们的青年时代。采访研究揭示舞会开创了一个男女混合的空间,让未来的配偶有机会相遇。鉴于其中的利害关系重大,年轻女性的态度严格受限并受到其关键陪伴者的控制。
瑞士职场中的同性恋歧视
Lorena Parini et Anouk Lloren
本文通过在瑞士2014年至2015年期间的研究,考察职场中同性恋者受到的歧视。通过网络问卷,笔者根据不同歧视类型分析同性恋恐惧的形式、频率及不同的社会因素:比如年龄,可见性、及工作圈子(偏男性化、偏女性化或男女混合)。结果显示大部分在瑞士的同性恋对这些歧视有真实体验,主要形式有口头诬蔑,道德骚扰甚至性骚扰。本文从性别角度来解释调查结果,突出同性恋恐惧者的行为中性别规范的重要性 。
艺术总监和女性行政人员 : 独立剧院中角色的性别分化
Serge Proust
为了让(小)艺术作坊得以长远发展,文化行政中的女性工作人员虽然职责重大,但是她们的工作仍然处于隐形状态。这些女性和艺术总监有上司下属的关系,上司多半为男性,他们既有艺术正统性也有社会权威性。女性工作人员的多重任务仍然被误认为是家庭工作。她们遵循艺术领域的要求,其中有些将时间和社会空间混淆。然而,这些女性并不享有同样的物质抑或象征性的奖励,这些往往只属于艺术家。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女性行政人员一边被引导去接受一系列的妥协,一边又倾向于重新引入薪资企业的规范和原则。
为什么“合乎道德的”代孕不可存在
Martine Ségalen
注意到代孕实践变化后,研究员们、 个人及活动组织主张对其调控,并提出“合乎道德的”代孕或“他我的”代孕概念,将这其中可能的商业关系排除。本文分析这一实践发展的原由,分析那些支持代孕母亲的社会背景,一些她们作为母亲角色消失的用语,以及对建立一个代孕全球市场的影响。为了反对将女性身体物质化及将儿童市场化,本文认为全球化地废除代孕才是道德的。
N°37/2017 Sans enfant 没有孩子
Anne Gotman
选择不生孩子是终极解放吗 ?
在大部分发达国家中,至少就短期状况来看,没有孩子的男女数量都出现了增长。这其中,我们特别好奇那些主动选择不生孩子的人群。他们的社会背景如何?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又要怎么来解释这一现象?这一现象同时带来了情愿:要求有自由的选择权,以及有无子女的人群都有权受到平等对待。
Nassira Hedjerassi
奥德•洛德 (Audre Lodre),局外人。一位女诗人, 一个非裔美国女权主义知识分子的养成。
本文记录奥德·洛德,一位女诗人,同时也是二十世纪非裔美国女同以及女权主义斗争历史中的一个象征人物。通过她的童年和青年,我试图理解奥德·洛德怎么能在当时的美国成为一个知识分子,那时期种族隔离政策控制黑人,特别是黑人女性,限制他们取得一定的权力、教育、及工作(特别是高水平的工作或高学历的职业)。通过一份(自)传记资料,以及阶级、种族和性别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相关读本,我希望将她的培训经历公诸于众,并能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
Michaela Kreyenfeld,Dirk Konietzka
孩子还是工作?东西德国人的困扰
德国统一前,东德没有孩子的女性少于十分之一,而西德的这一数据持续增长到逾百分之二十。本文通过一个微调数据来研究这一进化趋势。首先研究社会政策在两德统一前对女性职业及家庭模式的影响,其次也涉及更近期的相关趋势和改革,尤其是育儿中心的发展以及2007年育儿假的津贴改革。东西德统一后,虽然家庭模式和就业规划在横向靠拢,行为上的差异仍然根深蒂固。直到今天,德国西部妇女不生孩子的可能性更大。还有一点,基本上东德女性都做全职工作,而西德母亲做全职的数量还在逐步提高。
Véronique Marchand
卖菜生意 : 拉巴斯(La Paz)和鲁贝(Roubaix)的卖菜小贩们
两份田野调查报告的比较,一份取自拉巴斯市的几个菜市场,另一份来自鲁贝市,研究揭示了性别的社会关系参与了民族、职业及性别身份认证的复杂过程,这和世代及教育水平都相关。在拉巴斯市,菜市场基本上都是外来移民女性,大都不识字,却要负责家庭收支。八十年代起街头生意男性化,同时伴随的是一些女性希望维护她们的垄断地位。在鲁贝市,小贩大部分是被劳工市场排挤的北非裔男性,女性数量极少,没有文凭还要独自负责家庭收支。这两种情况下,菜市场变成了一项没有固定工资的工作,也让女性能够在面对男性时获得一定的解放。
Helen Peterson
‘我做不了家庭主妇’。拒绝在瑞典生孩子
我们习惯将一些女性不生孩子的决定归结于男女在家务劳动和育儿责任上的分配不均,要不然就解释成出于女性职业发展的考量。本文考察瑞典,一个男女平等相对最为进步的社会,但劳动力市场上及私人场合中对性别不平等的感知却依然可能是造成一些女性拒绝母亲身份的深层原因。采访了一批不要生孩子的瑞典女性,分析她们的这一决定和她们社会环境性别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包括职业环境和家庭背景,以及平等的缺失对她们拒绝母亲身份的影响。受访女性表示,母亲身份既威胁她们在职场的平等地位,也影响她们和男性之间的关系。
traduits du français par Yijing Jiang n°36/2016 成就与风险 Antoine Duarte 及 Isabelle Gernet 滑雪场救护员之英雄主义及痛苦抵御 继某滑雪场一名救护员的意外事故发生之后,一项工作心理动力学研究得以展开。本文通过该研究来考察以大男子主义为基础的集体防御及为捍卫身份的女性奋斗之间的关联。就作者而言,这一链接将通过工作约束中的矛盾及其精神演变过程而得以展现。基于这一考量,作者将考察亚历山德拉(Alexandra)的个案,她是唯一从事男性群体为主导的这一高危行业的女性。 Angèle Grövel 及 Jasmina Stevanovic 小心:女子上船了! 商船高级船员行业女性化的风险及危险 商船高级船员一职被体验认为是一高危行业。商业海航主要有两大风险:其一来自大海,毋庸置疑的不可预测因素;其二,则在封闭狭小空间内,船员面对的长期海水浸泡。此外,直至近些年来,该行业仍然具有清一色男性化船员特征。近来的女性化有时被看作是维持性别秩序的工具,有时又被认为是一个需要控制的威胁。通过两组对商船高级船员的调研,本文致力于研究女性化对船舶驾驶的风险所带来的影响和效果。 Florence Legendre 马戏团表演艺术家之路:风险学习 风险在马戏团表演中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尤其因为这些表演要求艺术家们身体的完整参与。虽然说体力活动抑或风险活动往往以突出的男性价值及标准为基础,然而杂技团这一空间,男女性别相对平衡然而性别特征又是非常明显。基于此,调查学习风险的经历显得非常关键,这一经历已然成为新手们职业化社交的主要构建。面对这些职业风险,大家又是如何成为马戏团艺术家的呢?学员们在整个培训过程做了一项传记调整的研究,他们的陈述主要围绕三个社会化目标展开:定义抑或重新定义职业风险;学习如何管理安全风险;以及如何建设马戏团艺术 家这一角色。 Alain Chenu 及 Olivier Martin 社会学与人口学之教师兼研究员的职业瓶颈 法国高等教育中的女性化比例正在增长:“社会学、人口学”科目就很好地展现了这一演化。1984年该学科的教师兼研究员的女性比例仅为24%,2012年该比例达到了44%。但同时,这一女性比例的增长掩盖了职业瓶颈这一持久来的问题。本文希翼展示并解释这一现象。基于此,本文将一步步分析教师兼研究员的事业规划 (资格审核、讲师资格、教授资格考核、教授审核等),分析将主要借助于1984年至2013年期间的个体材料。若讲师资格对女性似乎显得不(再)具有歧视不平等的特征,教授资格对女性来说依然遥不可及:职业瓶颈正位于讲师资格和教授 职称之间。 Juliette Rennes 巴黎女车夫,风险的演出 巴黎,1907年2月21日,数十名摄影师、记者争先恐后地想成为巴黎头两位女马车夫的首批客人。自1906年起,还在学徒中的女车夫已经吸引了为数可观的报道,还扮演了不少虚构角色,诸如在杂志讽刺漫画中,抑或在百代(Pathé)和高蒙(Gaumont)影院公司的电影角色。从 “女车夫”的影像媒体史料,到民事资料、人口调查、市政府警察局数据等,本文研究这一现象的发 展情况,调查这些农村劳动妇女阶级是如何进入这一男性社会身份和男性比例为主导的行业。 风险和成就都在女马车夫的景观中展开,最初是为了给贵族们提供消遣,作为这一行业中 为数稀少的女性,她们也必然得面对在巴黎这一空间中受到瞩目曝光。 Denis Ruellan 战地女记者 本研究致力于调查风险地区战地记者的女性化功效,这一行业男性化神话的阻力,持久以来的 性别化角色和任务分配,以及职业发展及个人规划相关的付出及回报平衡。尽管看上去现在很 多战地记者是女性,性别因素、身份的区分化及阶梯化特征仍然存在,并往往用来惩罚女性。 本研究通过对法国二十多名记者的采访,希翼对新闻报道及记者行业作一份历史认知研究。 traduits du français par Tang Xiaojing N° 35/2016 女性领导者 Sophie Boussard 幸存的她们:金融行业的女领导者凤毛麟角的性格倾向 一名女性能够在并购这一金融行业中成为领导者,是一项了不起的双重成就:既能成功进入一个带有明确的男性标签的职业领域并生存下来,又能攀升到最高的位置。本文使用了2010年并购领域从业者的数据库,同时采取生活史访谈,以及职业生活观察的方法,三者结合进行一项大规模调研,从而对这项成就进行重新考察。本文揭示了这个群体当中明确地男性化的职业气质,如何作为一道屏障限制女性进入领导岗位。女性领导者为了适应这种男性化的职业气质,需要同时拥有几项性格倾向;这种性格倾向以其相当少见的组合方式,与男性化的职业气质存在对应关系。 Anne-Françoise Bender Rey Dang Marie José Scotto 法国女性董事会成员的群体特点 本文对配额法颁布两年之后,即2013年度SBF120[1]企业中男 、女董事的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本的多种指数进行研究。基于之前法国和美国的相关研究,本文对2013年SBF120企业中1250名男性与女性董事会成员之人口学特征、教育与职业经历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参照对2010年数据所做的类似研究,女性的教育与职业背景与男性接近。然而,在职业经历的特点与职务方面,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别则持续存在。本文对这些结果进行解释并讨论其可能带来的后果。 Alban Jacquemart Fanny Le Mancq Sophie Pochic 法国女性高层公务员,精英主义平等的到来 意在普及一种“均等法则”的职业平等政策最近在公共职能部门得到发展。从一份对国家经济与金融部的调研出发,本文旨在阐明这些政策的精英主义转向所带来的提拔机会不匀:往往仅毕业于国立行政学校,社会同质性高的极少数女性能够穿越玻璃天花板,前提是她们对政府工作、公共管理工作表示忠诚,并接受工作时间长的岗位。与此同时,政府的改革和职位竞争的强化使得在非核心部门、非国立行政学校毕业的,且出生于非优势阶层的女性管理者的职业晋升可能性减弱。 Morgane Kuehni 雇佣劳动的碎屑:无业者的就业 根据对在瑞士法语区已签订一项临时就业合同的男性与女性失业者的经验研究,本文质疑对处于雇佣制边缘就业状态下就业者“保住职位”的种种动因解释。生活经历的研究指出,职业嵌入措施所带来的约束不足以解释无业者对工作的积极投入:个体提及的理由总是倾向于多元化,并交织着物质维度和符号性维度的因素。社会性别视角有助于说明失业女性在职业领域和私人领域中所遭受的多种统治关系。它有助于重新思考对这一类型项目积极投入背后的性别博弈,尤其存在着一种重新陷入无业境地的威胁。 Marion Rabier 企业主组织的灰色天空 本文分析企业主表征空间中女性的位置。在了解加入企业主组织的机制之后,对女性地位的诊断揭示了女性企业主比例的严重不足: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职务,她们都遭遇了一种“灰色的天空”,仅占据不足15%的负责人职位。从“数据上证实”女性在这一空间中的人数不足,有助于理解在此过程中的运作要素,尤其是在进入某些职位时的力量关系,以及在更广意义上企业主工作的性别化分工。在其他政治组织中被观察到的趋势也在企业主组织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即女性被边缘化至社会性职务,或者最低级的职位。然而,企业主组织似乎对这些显著的不平等并不关心。 Hyacinthe Ravet 乐队女指挥,先驱的时代尚未过去 总体而言,如果说音乐已成为创作和艺术表演职业中女性比例最低的职业,那么交响乐队指挥这一职业则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乐队的女性指挥一直人数甚少。特别是,她们难以在这一领域中获得一席之地,并被视作真正的“指挥”。研究这一等级化分明且极为“男性化的”、长久以来抵制女性音乐人进入的权力领域,有助于探测围绕着创作权力的符号性博弈。这有利于考察,如同在所有工作和学习的领域中所发生的,社会性别如何渗透至权力领域,并且自相矛盾地(?)进入创作领域。同时,这也能够帮助观察极为性别化的实践模式如何逐渐改变其形态。 [1] SBF120是一项法国证券交易指数,包括120家法国企业。
traduits du français par Tang Xiaojing N° 34/2015 被支配的身体 Gille Combaz Christine Burgevin 法国学校的导向 2000年初以来,法国已出台了一定数量的法律措施,以促进女性进入职场中的领导者岗位。可获得的数据显示,就目前而言,目标远未达成,尤其是对公共部门的高级管理者岗位而言。然而,在较低声望的职位上,情况则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检验初等学校的导向是否为女性带来了真正的机会。为此,我们使用三种方法:一项关于法国22个省的详尽调研,有助于了解两性在不同职能的初级岗位上的分布;一项全国性的问卷调研和28个已经完成的系列访谈,这有助于理解进入领导职能的社会决定性因素。 Delphine Gardey Iulia Hasdeu 这一模糊的欲望主体 本文旨在研究自19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中对女性的“性”的概念化。论文追溯了医学知识和实践如何对待女性的性欲、女性的“性”以及女性性欲减退或者功能紊乱的问题。某日,作为欲望对象的女性,成为了主体。于是,将对女性的欲望与乐趣作为一种事实、一种益处和一种权利成为可能。1970以后,“功能紊乱”或者“减退”成为被许可的女性愉悦的正常状态。将过去与现在分开,这也意味着回到对“性”的医疗化规范的思考,并质疑某些话语和实践的迂回。这也在于指出,在西方空间中,对女性的“性”的定义中出于生理和文化、心理或者“灵魂”的部分。这同样也关系到勾勒现代社会“性”的生理模式,以及后者如何致力于定义亲密关系和社会领域的形式。 Laura Piccand 测量青春期,瑞士 1950-1970 在1954至1970年代末之间,在苏黎世展开了一项关于所谓“正常”孩子 的成长与发展的长时段研究。接受测试、拍摄、分析,在二十多年间, 苏黎世市中已有大约300位男孩和女孩参与了这项在欧洲最早展开的此 类研究之一的调研。这篇文章揭示,这项研究如何加入关于青春期的当 代性别规范的创造。论文首先展现,此类通过描述,并且尤其是以数据 和统计的方式来理解人体的研究出现的具体情景,及其发展。接着,主 要通过两个用来衡量青春期的假象,Tanner的分期论和Prader的精密 测量法,论文讨论此类研究对将青春期制造成为一个科学和医疗对象,并且对用 来监视生殖身体的发展规范的建立所起的作用。 Chikako Takeshita 避孕工具的地缘政治学,南部的策略 基于在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塔吉克、乌兹别克和尼日利亚使用避孕工具的案例,本文旨在理清,通过采用或者拒绝这一节育方式,南部国家的妇女如何以多种形式获得一种生育方面的行动能力。这些妇女的生育态度和目标受到来自于家庭、经济情况、以及社会性别角色以及主导父权价值和新马尔萨斯主义等一系列相互竞争的压力的影响。由于避孕环是一种长期的避孕工具,为供应者所掌握,方便摘取且保密性较好,因此受到无论是女权主义行动者,还是反女权主义者的保卫。本文阐明,在妇女的行动能力受到严格控制的环境下,这一避孕工具如何对他们掌控自己的生育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Michela Villani 移民妇女的性.在南部割除,在北部修补 自2000年以来,最早被定义为公共健康问题的阴蒂割除,成为一个修复“性”的政治目标。 本文以后殖民主义视角切入,以分析这一新罪行(性残缺)、新形式残疾的诞生,从而将“这里”和“那里”的认知环境进行对话。通过嵌入于一种仪式(割礼)的社会规范,导致一种身体的异常形态(残缺),甚至一种性异常(残疾)。本文对生活在法国,并已向一所法国医院提出修复阴蒂的要求,原籍为撒哈拉沙漠南部地区的移民妇女和女孩的个人以及性经历进行分析。这两个群体的轨迹被置于将移民运动纳入考虑之中的全球化情境中研究:通过一种性器官的修补,医学强制推行了一种内在知识,并以一种以实现性别平等为目标的程序公正形式。 Marilène Vuille 无痛分娩的发明,1950-1980 一种源自于苏联的无痛分娩的心理助产法于1950年代被一些法国亲共产党的医生引入法国。其医学目标——通过传授妇女学会分娩以消除痛苦,而不是借助于药物学的手段——与参与迎接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虽然具有这些远大野心,但这一方法并不基于高端技术,而是依赖温和技术和惯常设备。这些技术既不能达到其医疗目标(消除疼痛),也不能达成其政治目标(改变社会)。但它们却在强化对怀孕妇女的职业权威,并使其适应新医疗实践的方面产生了重要的、持久的效应。因此,对无痛分娩的研究有助于超越经典的对立来重新思考生育的历史——也就是——一方面是以工具、技术和药物使生育医疗化、女性的身体工具化;另一方面是较少工具化的,更为“自然”的,意在提供一种替代医疗化,且尊重女性自主性的选择。 N° 33/2015 社会性别与城市 Stéphane Le Lay 作为巴黎的道路清洁工 在巴黎,道路清洁的工作虽然被界定为非技术工种——这一职业技能的评定是了解公共服务行业中“劳动的社会悲剧”的信息来源,然而如果不对其中未纳入考虑的方面进行分析,便不能真正理解这一职业。不过,在两项重大政策的推动下,这些工作中的关系与情感纬度日益受到市政府的关注。第一项政策与对妇女的招聘有关,此类职位对妇女的开放引入了工作的变化。第二项政策源于对清扫工作要求的提高:公务人员对服务质量有更高的期待,并对“城市形象”表现出更为突出的重视。如此,清扫工的职业构成了当前大众阶级典型的“服务劳工”形象,它以其自身的方式质疑工人阶级废除隔离的进程。 Sophie Louargant 以社会性别的视角思考大都市 有关城市和领土问题的研究未予以社会性别视角定期讨论的充分空间。社会性别的问题通常被认为与社会议题相关,因此它在城市和大都市问题的概念化中缺失,这至少体现在法国本土的领土与城市政策的反思性与操作性构思中。社会性别占“一席之地”的形式,其在当代城市性的各种形式中被允许占有这一 “位置”的方式,说明了社会性别问题是城市的社会斗争史一部分,也嵌入由城市舒适性、城市生态学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当代公共行动。本文追溯女权主义乌托邦和生态学家在当前城市概念中同时形成的影响。对格勒诺布尔聚居区自然空间使用的分析,阐明了在自然空间的使用、表征和管理上,呈现出男性中心主义与异性恋中心视角下的设计效应。 Maud Navarre 在全体大会中发言 本文对三个地方政治机构的全体会议中男性和女性的发言进行分析。发表讲话对获取民选代表这一职业的合法性而言至关重要,本研究透过对互动的观察、对发言次数的定量分析,以及对关于这一演说实践的访谈,旨在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口头发言的形式根据性别的差异而不同。相比男性,女性演讲的成本更高。这些差异在性别混合的大会中被强化。女性遭遇极大的困难,这导致她们根据自身的政治经验而采取选择性的、多样化的行为态度。 Yves Raibaud 可持续但不平等:城市 本文依据对波尔多(法国)城市聚居区的一系列研究,以两性不平等为视角质疑在当前欧洲诸多城市中获得共识的一些城市计划(对城市内汽车交通的惩罚,鼓励摩托两轮车、自行车和步行、有轨电车,以及其他公共交通、拼车)。一项关于出行的调研指出,由于妇女是一些任务(陪伴孩子和老人、购物等等)的主要承担者,她们对替代式的出行方式不够熟练;也因为她们在公共空间中的脆弱性感受(在某些区域或者在夜晚出行担心受侵犯),以上这些举措实际上不利于妇女。可持续的城市对谁有利?如何并且在哪里决定这些新的规范?如何推行这些为转向一个被其倡导者描述为温柔的、安宁的、美丽的、平静的城市所必要的行为举止的变化?本文推测,恰是这些可持续性城市的实践,再一次地与男性统治的新形式极为相似。 Lidewij Tummers 城市规划实践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过去,“纳入性”的国土整治计划将 “脆弱群体”作为“装饰要素”,而不是作为行动者。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女权主义研究者和城市规划者采取了新的方法以弥补这一疏忽。然而,根据对这些 “纳入平等视角” 的新规划方法的评估,其对社会性别方面的考量有限。这项研究旨在检视,在城市发展的行业中存在哪些与社会性别有关的刻板印象,并提出可能强化性别化角色的因素假设。我们讨论了纳入性别平等的政策中的四类策略。后者证实,在实践中存在性别化规范所带来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例如空间密度、道路的混合使用等方面,也体现在服务、安全以及可达性等问题上。此外,文章指明性别敏感路径的潜力,它既是城市规划研究的创新力来源,也有助于空间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traduits du français par Tang Xiaojing n° 31/2014 Tania Angeloff 和 Céline Bessière 社会性别教学:一项有争议的责任 本文回顾一次社会性别的教学实践,其面向的对象是位于巴黎的一所大学——即巴黎-多菲纳大学——中主修经济学、管理和金融专业的硕士一年级学生。文章的原创性在于将两位开设性别社会学的教师的观点与三位学生的观点进行比较,这三位学生同意回顾这一学习经历并反思以下问题:社会性别对学生而言意味着什么?反之,在较普遍的社会科学教育框架下,教授社会性别意味着什么?这远非一篇理论性文章,作者旨在从大学生的具体证词出发,对性别社会学的教学实践,其政治与科学博弈、其限度与合法性等问题展开提问。在这一复调的写作中,Tania Angeloff 和 Céline Bessière 尝试回顾她们的社会性别教学实践——在她们所在的机构中,这是一项边缘化的实践,并分析三位学生各自的证词——其中有一位的观点是极具批判性的。 Xavier Cinçon 和 Agnès Terrieux 替代女 农民 :一段 农业中的产假史 在有性别偏向的公共行动介入之下,女性产假的历史成为一段为男性利益服务的社会史。当下的农业不可避免地求助于替工服务,而这主要有利于男性。与此同时,替工服务的使用取决于农场经营人的决定,这又强化了对这项服务的依赖。这导致管理者得以对将替代其妻子的劳动者施以机会主义的骗取,使得这些女性无法获得本该分配给她们的补助金,而将后者提供给农业的替工服务。因此,为了加强女农民在职业化过程中的必要收益,农作替代服务此后努力改善女性农民的权益,而不是作为女性的代言人。 Érika Flahault, Annie Dussuet 和 Dominique Loiseau 协会就业、女权主义和社会性别 19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开启了在今天已是无可逆转的协会网络创建史:家庭计划、家庭与妇女权利信息中心和全国妇女团结联盟。在这些协会中,妇女是主要的就业群体。在她们的努力下,这些网络为妇女建构了一个防御侵犯、获得权利的服务体系,填补了一项空缺的“公共服务”功能。我们以这些网络中的协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一项民族志的质性调查揭示,在这些组织中的就业往往是不稳定的,这与妇女在其他经济部门中遭遇的就业条件相同,因此我们必须将观察结果置于其不稳定劳动条件的情景下进行解读。换言之,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这些女权主义的组织也复制了性别化的就业规范。Nathalie Lapeyre 社会性 别教育 : 一次独特的经验 本文旨在提出由在大学中教授社会性别而引发的几项反思。当下对女性主义研究制度化过程的分析主要关注法国关于社会性别的首次职业培训。后者的主要内容是从性别的社会关系视角出发分析社会政策,它是在三十多年前由社会学系的大学同仁所创建的。我们承认社会性别是一种教学活动,在此前提下,我们则更多地从其科学的、象征意义的和政治性的面向出发,重点在于分析这一集体性历史的缘起,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情境下的成就与征服,以及真正有待战胜的挑战。实施专业硕士的社会效应,或者在大学之外社会性别的位置,这些问题在本文中也有所涉及,尤其是将之放在当下围绕着男女平等问题的争论背景下来看待。 Michelle Perrot 妇女的历史、社会性别的历史 本文回顾了1970年代巴黎Diderot大学关于妇女的课程的首次开设,后者促成了最早的研究和知识生产。在当时的学术史中妇女是缺失的,因此亟待使她们在历史中可见,并对资料收集和研究方法进行革新以创造新的知识。很快,研究者从妇女的历史过渡到社会性别的历史,并确信在妇女史的研究中必须反思妇女与另一性别的关系。这些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法国史的学者,在研究中尤为注重与社会学家合作、并结合盎格鲁-美国研究和美国史的研究。本文见证了这一段扣人心弦的先驱时代。 William Poulin-Deltour 我 们的社会性别课程还剩下什么 ? 通过反思我在新英格兰地区一所小规模的大学中关于社会性别研究的教学实践,我重新思考以下观点,即认为美国是全世界社会性别研究的圣地。如果说这一领域的研究在这里看似正走向繁荣,那么这一表象是具有欺骗性的。我在文中分析美国学生在 gender studies 课程开始和结束时关于社会性别的知识。我的经验说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开始都持有一种异性性爱和二元论的社会性别体制的本质主义观,让他们阅读 Judith Butler 和 Michel Foucault 的论文并不是颠覆他们既有观念的最佳方式。在文章最后,我总结到,为了鼓励学生就社会性别进行自身反思,或许我需要改进自己的教学法,使用具有原创性的当代资料,以便他们理解社会性别正是他们所在实践的。 Muriel Salle 教 师培训 : 对社会性别的抵制 2013年10月,所谓“为了所有人”的婚姻法正处于持续紧张的投票之中。在此背景下,平等ABCD计划的推行将以推进学校两性平等为目标的教学行动推至媒体聚光灯之下,虽然这其中的一些行动并不是新近开展的。近十多年以来,里昂学区的教师接受性别平等和社会性别方面的培训。这些培训总体而言较受欢迎,但有时也会激起教师学员们的抵制,虽然后者既好学又自称极为关心男女生之间、男性和女性之间平等关系的推进。本文旨在分析这一自相矛盾的现实,进而提出一个对这些抵制行为的类型学分析和补救的思路。 n° 32/2014 Mathieu Caulier 积极介入的成本: 墨西哥的女性雇员和行动主义者 世界会议分别在开罗(1994年)和北京(1995年)召开之后,“社会性别”概念成为西方民主话语的核心部分而得到公认,而后者是为墨西哥政府所正式承认的。面对发展“引入社会性别视角”新政所需要的费用,墨西哥国家和地方政府广泛调动妇女团体和女权组织,以推进渗透着国际规范的新型公共政策。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医生以及ONG的雇员共同致力于推进以健康议题为主的公共项目,同时也包括与性教育有关的教育项目。而正是由于这些组织的雇员往往同时也是行动主义者,他们不稳定的就业身份被其积极介入的工作态度所掩盖,这一点被公共权力机构利用以降低社会项目的成本。 Yoann Demoli 手持方向 盘的女性 汽车的普及在1970年代之后受到社会学研究的关注,但后者对其中的性别差异视而不见。不管怎么说,在今天,大多数妇女与汽车的大众化普及之间仍存有距离。然而,妇女对汽车的拥有也表现出矛盾的意义,这促使我们思考,如果男性和女性在移动实践上有趋同的可能,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如果说通常认为汽车能够带来解放,那么它也可以成为家庭中性别化角色衍生的工具。同样地,被用来完成家务的物品可能不是带来解放,而是强化家务劳动,汽车可能成为拓展家务劳动的运输工具。正是基于这一思考,我们试图从1980-2008年INSEE的交通调查数据入手来分析驾照的普及与女性驾车的逻辑。Isabel Georges 巴西社会政策的重 组 本文旨在对巴西当前民主政体中救助制度所扮演的角色展开社会-历史学思考,并分析妇女在这些“新型”社会政策中的处境。文章分析了在地方层面,即在圣保罗这一巴西最具活力的大都会中这些政策的实践。我们从剖析圣保罗救助部门的组织机构入手,分析代理人在展开工作时所遭遇的两难困境之间的关系,并说明在理解这些“新型”社会政策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时社会流动视角的重要性。我们发现,由于一些妇女对获得某些就业相关优势的需要,另一些妇女对就业、甚至对相对向上流动许诺的期待,不稳定工作岗位的普及化因此被社会性地接受,与此同时,借助类似于救助中的“纳入”政策而制度化的歧视亦被正当化了。Manuella Roupnel-Fuentes 失 业之痛 长久以来,大众失业之弊的主要承受者被认为是男性。女性如何经历就业剥夺,这仍鲜为人知且很少有相关研究。该研究面向法国下诺曼底的穆里涅公司(Moulinex en Basse-Normandie)倒闭后被辞退的男性和女性,研究发现女性的失业经历尤为特殊。与男性相比较,女性失业者的痛苦更突出地表现为普遍的健康困扰、社会孤立以及住所和身份认同方面的封闭性。男性更少体验这些感受,这部分是因为他们重归职场的机会更大,但也得益于他们更大程度地保留了之前工作中的人际纽带。失业的经历不可被简化为就业剥夺,它也清晰地表现为一种触及众多生活领域的断裂,尤其关乎健康、人际关系和社会认同。 Lucie Schoch, Fabien Ohl 瑞士体育新 闻界中的女性 本文介绍一项对瑞士法语区体育日报社的社会-人种志调研的结果。在越来越多女性进入体育新闻记者这一职业群体的背景下,在该群体中出现了两种类型的职业生涯:男性较多地提及体育新闻的职业使命,他们倾向于体育激情的模式,而女性更多谈及对写作和新闻工作本身的热爱。这两种对比鲜明的职业召唤在体育编辑部内部的性别权力关系中扮演了根本性的角色:由于该职业的合法性围绕着对体育的热情而建构,而这一职业社会化的模式阻碍女性记者的职业转型,因此她们被分配至从属的职位上,并被排斥于编辑部的核心职位之外。Shi Lu 中国国内移民人物像 本文基于对浙江省义乌市一名女性移民的访谈。通过这名商业移民的生活自述,我们希望更好地理解从一个农村地区向另一个农村地区,或者从农村向小城市流动的移民现象。这名妇女的移民和职业经历帮助我们理解移民如何积累和调动她们的经济、社会资源,并运用其社会网络和自身能力以实现经济和社会融入。
traduits du français par Tang Xiaojing N° 29, 2013 坚持工作 Jyothsna Latha Belliappa “她曾经非常外向”:性骚扰与女性礼仪 印度的新科技部门素以优待其女性雇员而闻名。该部门推行了一种有利于女性的相当进步的政策,并且坚决地反对歧视和性骚扰。但虽然存在相关的条例和诉讼程序,性骚扰事件却并未因此而消失,这方面的问题有待研究。本文基于一项质性调研,旨在调查在印度新科技部门中工作的女性的经历,以及领导对性骚扰控诉的回应。文章着重分析关于女性行为态度的文化规范是如何可能影响上级对性骚扰控诉的反应。论文总结道,如果说法令条例可能是创建有利于女性职业环境的关键步骤,那么它并不总是足以抵消一种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对受害者的上级领导以及她们自身所做出反应的影响。 Sandrine Caroly, Marie-Eve Major, Isabelle Probst, Anne-Françoise Molinié 肌骨骼紊乱症的社会性别 本文旨在进行一项劳动的人机工程学分析,以便理解与工作有关的肌骨骼紊乱症的突然到来,以及男性和女性劳动者为了应付疼痛而展开的策略。在一项对概况的统计分析之后,文章从两项介入式研究案例出发——一项是针对汽车产业中的男性和女性,另一项则是以食品行业中的女性为对象——说明根据劳动性别分工的不同而差异化的身体姿态。研究纳入一种将社会性别考虑入内的人机工程学路径,这为理解女性和男性的工作以及在工作中遭受痛苦的身体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角。 Marianne De Troyer, Guy Lebeer, Esteban Martinez 比利时清洁女工的不稳定性 清洁行业的工作条件艰苦且受束缚。这是由于该行业普遍依靠劳动分包和部分工时工——这两项经济运行行政约束的放松政策之叠加所导致的,而这两者尤其关系到清洁女工。本文对该行业劳动组织中所产生的性别不平等 和工作不稳定的回应进行回顾。后者尚不多见,且刚刚出现。其中的一部分可能是共同做出的,因为它们是该行业社会伙伴的创新成果。相反,文中所介绍的最后一个经验来自于一项个体性、私人的主创,它是基于一家清洁公司负责人对车间中艰苦劳动条件和对女工协调工作与家庭时间的困难的认识和了解。 Karen Messing, Katherine Lippel 隐形伤害者 出自1970年代对平等问题的担忧和工会的诉求,大学和工会之间的伙伴关系带动了对魁北克女性劳动者健康问题的教育和研究。不同的主题出现了,包括认识到某些主要由妇女所承担的任务的艰苦性和高要求的特点、妇女的经济需求和她们在生物再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之间的协调、妇女进入各种就业岗位和她们维持就业状态的障碍,以及患职业病的妇女劳动者获得赔偿的权利。对其中好几个题目的研究要求人机工程学和法律方面的研究者重新思考各自学科的方法和路径,并试着帮助妇女劳动者在保护自身健康的同时获得职业平等。 Ivana Obradovic et François Beck 受影响的年轻妇女 援助机构所接收的大麻吸食者有女性化的趋向吗?2007年,“年轻吸毒者会诊”接收的吸毒者中有将近20%的妇女。文章描述这一女性群体的特征,并从社会人口学的角度指出她们与男性毒品消费者在吸毒实践和吸毒动机方面的结构性差异。女性群体平均而言年纪更大,更多是出自自发的需求,并要求得到减少吸毒量的帮助。事实上,被机构接收的妇女自称她们的吸毒程度较深,吸毒强度一般较大,并与多种违禁毒品或者精神类药物吸食相结合。女性的毒品吸食往往更明显地集中于与焦虑调节有关的“自我-治疗”动机。相反,男性群体则更多地是司法部门送来的,他们一般在18-25岁之间,已经融入社会,自称其毒品吸食是出于享乐或者社交的考虑。 Livia Scheller, Liliana Cunha, Sónia Nogueira, Marianne Lacomblez 法国和葡萄牙大巴女司机的时间 这里所介绍的劳动心理学和劳动人机工程学研究将公共交通职业中劳动组织的转变征象做了比较。在(法国的)首次经历中,当妇女进入一个有史以来一直为男性所从事的职业,另一种职业和家庭时间的安排方式被间接地引入了。相反,一项葡萄牙的类似研究则揭示了这可能伴随着劳动管理的去稳定性,后者更确切而言有着消极意义。在劳动时间的问题上,妇女更明显地寻求对所谓“私人”空间活动的适应。对于她们这方面的需求,回应从不是直截了当的。后者有时是存在的。但是,她们因此在健康和/或职业路径上付出的“代价”往往是显而易见的。 Alex Alber 公共部门中的玻璃天花板更低? 本研究使用2006年“组织变化与信息技术的应用”调研(COI)所提供的关于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在定量方面的比较数据,来研究这两个部门中处于管理岗位上妇女的地位,并同时区分两种类型的管理,即作为身份地位的管理:作为管理者(或者公共部门中的管理者A)和作为职责的管理:拥有下属。文章指出,相比于私有部门,公共部门的管理者队伍中女性人数更多,妇女管理者更多地在其中扮演管理角色,其团队的平均规模也更大。然而,当控制所有的变量之后,这些结果的细微之处表现出明显的差别::如果说进入管理者身份看似对两个部门的女性而言都很困难,那么当关系到等级化责任的实施时,公共部门中妇女的处境则尤为不利,她们更多地被导向专家职能而不是管理者职能。然而,在公共部门中管理职能价值不断提升的背景之下,这一对妇女而言扩大的管理困境无疑是公共部门中妇女管理者所持续遭遇的“玻璃天花板”的原因之一。 Sophie Béroud 一次女性的工会化运动 本文回顾一次工会组建的经历,它在一个部门的层级上展开并且在资金极为有限的家政行业中。运动最初由法国总工会的一些女活动家发起,后者意在扭转这一女性比例极高的部门的结构性困境:工作时间的碎片化、几乎不存在集体劳动、工作资格的价值很低、与一位联合雇主的关系暧昧。通过举办一些工作场所之外的会议,这些活动家恢复了工会运动最初的一些实践,并随之一步步地建立机制。她们优先考虑处于社会低等层级的受雇者的参与。她们所采取的行动模式几乎没有按等级制度进行组织,而是以创造关于工作本身的讨论空间为核心,帮助下等社会阶层的受雇者参与其中。但以这种方式展开工作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建立在工会结构的边缘,因而也反映了一种行动主义工作本身的性别化分工。 Christophe Giraud和 Jacques Rémy 夫妻间劳动分工和职业合法性 本文讨论农业中出现的新型买卖业务与职业身份认同以及夫妻间劳动性别分工的关系。我们揭示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多样化:第一类是与农业核心劳动 “没有连续性”的业务(直接买卖、加工、游客接待),这主要是女农民在从事;第二类是与农业职业的核心有“连续性”的业务(定做农产品、农业环境活动),主要关系到开垦负责人 。农业职业的概念仍然以耕种或者养殖技术任务为主,劳动的性别分工将男性分配到职业领域,而绕开妇女。开垦负责人因此留给他们的配偶以独立构建和掌控这些新职业空间的可能性,后者被认为相对于与农业关系更为紧密的活动而言是附属性的。 Cécile Guillaume 为推进薪酬平等的英国工会动员( 1968-2012) 自1970年代以来,英国工会展开以薪酬平等为目标的不同形式的法律动员,尤其是通过陪同递交诉讼的原告的形式。这一反对性别歧视的介入,是不是工会中女性会员数量增多和性别混合政策的直接成果?根据对这次动员中主要行动者的访谈和对档案文件的研究,本文首先坚持妇女和女权主义群体的罢工对1970年立法的作用,以及由一个名为“平等机会委员会”的非政府组织的司法策略对1980年代英国法律演变和应用的重要性。接着这一调研强调了一些男性、工会活动家以及相关律师的角色,他们在1990年代为反对保守政府带来的调整政策而获取反-歧视权利,并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中组织工会。然而,这一法律动员仅稍稍改变了为工会谈判者(男性)所支持的传统歧视性实践。当妇女越来越多地处于工会的顶层和底层,在英国劳动市场放宽管制的情景下,面对一些顽抗的雇主她们实际上很难在分散的集体协商诉讼中产生影响。 Gill Kirton 和 Geraldine Healy 工会中推进性别民主的策略 : 本文旨在呈现在面对工会为推进性别民主而实施的性别平等策略时,是什么造成了英国和美国工会领导的相似点和不同点。文章基于一项为期两年、以两个国家134名工会代表为对象的质性调研、参与式观察和对定量数据的二手分析。在同时纳入社会性别视角和比较视角的基础上,研究既强调英国和美国工会负责人在面对其工会成员推进性别平等措施时的共同点,也突出其不同之处,并检视了这些为提高在领导决策部门中妇女代表人数的策略的有效性。文章也论及了妇女在工会组织中的弱势地位,以及当她们想要提高并捍卫改革平等策略时所遇到的社会和结构性束缚。 Yannick Le Quentrec 在一个女性化工会中战斗 : 姐妹关系作为资源 法国健康与社会行动总工会联盟的女性活动家虽然身处一个专业化的并且其中大多数的工会职员是女性的部门中,但较之于男性,她们的工会工作条件相对不利。她们的行动资源更少,而受到的工会约束、职业约束和家庭约束却更多。她们也遭遇到一个合法化男性统治的工会一致主义问题。但是自相矛盾的是,当唯意志论的男性和女性领导者增加工会管理者中的女性人数,并改善女性投入工会活动时所受的束缚时;当组织纳入女活动家的灵活性期待并促进她们之间的女权主义团结纽带时,工会组织也推动了内部和外部的平等进程。这些最接近于田野实践的结论来自于参与式的观察。它们激发我们思考研究者与工会活动家之间的互动关系。 Vanessa Monney, Olivier Fillieule 和 Martina Avanza 妇女 – 配额的痛苦 本文从一个毋宁说是罕见的观察出发:在几年间,瑞士最重要的工会UNIA在其各部门和政治人员中实现了较高比例的女性人数,虽然其会员中百分之八十是男性。为了理解这一成功,我们首先从客观数据出发,说明一种出于发展女性人数较多的第三产业之需要的配额政策,如何与工会工作的职业化相结合。接着,我们变换分析的层次,从对工会秘书的生平访谈出发,以说明工会明显的女性化也产生了败坏效应:女职工的高更替率、工作倦怠、“妇女配额”的污名化,性别歧视,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活的协调困难等问题出现在供职UNIA的妇女的职业中。因此我们重点指出,当至今仍是完全的男性中心的工会组织文化没有随之发生深刻变化时,一种推进女性化的政策是有其限度的。
traduits du français par Simeng Wang N° 27, 2012 权力,性别与宗教 Clément Arambourou 一项市镇性别政策的隐退? 一些关于已实施的地方性别政策的研究显示出这些行动计划常常被流放。本研究的旨趣在于从公共行动社会学和政治生活社会学的交叉来看待性别地方政策的延续化问题。一项市镇性别政策的隐退是与地方领导权斗争以及相关公共行动机构制度化的困难相关联的。对这些市镇性别政策所能组成资源的动员,便与市长的支配权、这一资源在地方政治空间中的位置,以及所继承的政治机遇相连。 Béatrice de Gasquet 男子气概与 “荣誉感” 从一项针对法国非正统犹太教徒的民族志调查出发,本文研究一些最近开始女性化的宗教流派中仪式的性别划分,以及阅读摩西五经参与仪式如何建构犹太性别主体性的方式。宗教法典在每一次运动中都有所修改,作为繁复的宗教法典编纂的对象,这一仪式的被选资格绘出社会性别与种族之间的一些界限。在正统犹太教中,只有男人们可以相互竞争这一可能性——用仪式方式来代表犹太人民。在我们所观察的犹太教徒中 如果女人们参与仪式,她们以不同的方式来适应它;她们较少的将其视为一种荣誉感,这不像人们在等级和共同体逻辑中所认为的那样,而是较多的将其视为一种个体行为。 Hilary Kalmbach 大转变的历程中 本文使用权威的概念来分析妇女在当代伊斯兰教中的宗教权威,同时我们尤其关注 Huda al-Habash 这位叙利亚清真寺中女老师 一些历史案例能够用于启发那些参与当代清真寺运动并推动伊斯兰教重建的妇女们,但这些运动及其组织者们(男性和女性)都是二十世纪自身演变的产物。清真寺的女老师们,比如 Huda al-Habash 可以为在这些运动中以及所发生的团体中妇女地位的微妙转变做出贡献。 Françoise F. Laot 夜校男学员的妻子们 电影《回到学校》揭示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历史上的一个笔误,即在社会促进政策,也就是成年人教育中忘了以妇女们为对象。相反的,作为妻子,她们被认可的核心角色是对丈夫的支持,即那些夜校男学员们。本文拟分析这一非常特殊的角色。本文通过对两类话语的交织——那些引领社会促进的国家机关中关于妻子的言论 和呈现1966年在其丈夫身旁受访的三位夜校学员妻子的电影言论,——试图重建影响这些政策的教学观念。 Sara-Jane Page 英国教堂里的妻子们母亲们和女牧师们:何等圣职! 本文展现英国教堂如何对女牧师们进行职业整合,并揭示这些妇女在歧视的背景下协商自身存在的方式。虽然对妇女进入牧师业的一般化反对有所缩减,但局部对立仍然存在。此外,妇女们协商她们在机构中存在的方式密切取决于她们在教堂中的等级位置。以此类推,同时做牧师和母亲,是一个解释这些妇女在工作机构,同时也是神圣表达场所中微妙定位的补充维度。因此,本文对比如产假离职和产后归职等问题感兴趣。 Linda Woodhead 宗教实践和涵义中的性别差异 本文关注宗教社会学中社会性别研究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并对这一主题的重要英语文献进行了综述。本文展现出社会性别视角的介入有深刻影响。其中,我们可以列举一个事实:重新思考“宗教”概念和被价值化的宗教感情形式(经常是那些男性在其中更可见并拥有更多权力的形式),但是这同时意味着一种方法上的适应,和对主导理论,比如世俗化理论的重新思考。此外,西方社会的宗教历史可以根据社会性别关系的转变而被重读。由此将社会性别与宗教联系起来。本文提出一个连接社会性别与宗教的全新分析框架,这阐明了权力关系在一个或另一个领域中相互对立或相互补充的方式。 N° 28, 2012 法国/美国变奏曲 Magali Barbieri 美国的早育 问题 2005‑2010年期间,美国的少女生育率为42‰,位列发达国家榜首。在收集了一些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的定量信息后,本文通过对公民身份的数据分析详细描述二十年前美国的生育率水平和趋势。然后,我们评估中间变量(结婚率,性行为,避孕的使用和人工流产)的影响。最后,我们讨论文化、政治和社会经济背景的角色。法国作为那些少女生育率特别低国家的代表,被用于和美国进行比较。 Laura Lee Downs, Rebecca Rogers, Françoise Thébaud 美国与法国在性 别研究上的 差距 《工作,性别与社会》杂志要求三个女性历史学家(其中两名是法裔美国人)共同思考以下问题:“为什么法国与大西洋彼岸美国之间的性别研究、性研究、妇女研究的发展如此不同?如何不同?”和这三位研究者的访谈涉及了该问题的众多维度:法国在该领域相对于美国发展迟缓;障碍和体制阻力;期刊与(女性)朋友圈子或(女性)积极分子的社会网络在跨大西洋思想交流中的角色;大西洋两岸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通过这次丰富多样的讨论,我们清楚地看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性别研究在人文科学认识论发展中所扮演的先驱角色。 Marie Duru-Bellat 美国和法国的女孩教育 本文概括的介绍了在美国和法国关于女孩教育已有争论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在混合班或非混合班里所组织的正式教育;另一方面,通过媒体、服装、游戏等方式实现的非正式教育。关于学校混合制,美国的观点基于生物学角度考虑或经验考虑,而在法国则是原则考虑占主导地位。至于小女孩日益明显且早熟的性别化趋势,这在美国已被广泛证明及讨论,而在法国则较为收敛。这些辩论的背后,在那些鼓吹男女相似性、无差异化的人们和那些与之相反,主张通过教育来尊重甚至促进男女差异表现的人们之间,存在着实质区分。 Linda K. Kerber 美国的 妇女史 : 一部人 权的历 史 两百年来几乎所有女权主义者们所谈论的问题都是人权问题。美国的法律传统概念浸染着“掩护”的观念。要知道,那些旨在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事实上限制着妇女们自治以及参与政治共同体。她们伴侣的权威包括对于这些妇女们身体与财产的专制及外延权力。因此,对妇女人权在广泛程度上的拒绝,似乎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因而,曾经是女性自己指出她们的不满,构思自身需求的哲学基础,开始追求平等的政治斗争。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见证了美国法律构想妇女权力与义务的方式的转变。过去那些曾经被视为起保护作用的法律,从那时起被解读为歧视。这使美国的法律与《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更加一致。然而,“掩护”的传统从来没有被彻底根除,特别是在生育和家庭暴力方面。 Marie Mercat-Bruns 美国的性 别歧视:张力下的法律概念 美国针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作为一种模式,通过类比,最初用于建立一个妇女权利的法律体系。然而,种族和性别之间的这个类比受到了一些限制,尤其是在宪法方面。第一眼看来,这种对于男女平等不那么雄心勃勃的看法似乎令女权主义事业感到失望。然而,它最终被证明在一些它所允许并已获利的立法进展方面,反之起救助作用,这多亏判例和美国黑人们的事业。从20世纪70年代直到今天,美国学说的法律思考,受到福柯思想的启发,揭示了一些反对歧视斗争的固有权力关系,这些歧视建立在性别与权利在实质平等与形式平等间所引起的张力之上。这些发问也不对女权主义辩论构成威胁。法律中社会性别标准的出现,在性别、家长养育所引起的利益、系统性歧视之外,超越了基于性别所建立的个体歧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对那些专门针对妇女的法律的不赞同。这是一个应该抓住的机会,以此重申关于性别本身的女权主义法律辩论,甚至以此丰富这一辩论。 Hélène Périvier 你 们工作或结婚吧 ! 文章介绍一项在法国和美国关于权利与义务演变的性别分析,这些权利与义务连结接受社会救助的个人与政府。在这两个国家,国家团结的回报长期以女性的“母亲”角色和男性的“养家糊口”角色作为抵偿物。美国和法国反对贫困斗争计划的连续改革已经改变了这些义务的性质,并通过进入就业的要求加强了贡献的逻辑,这在美国比在法国更明显。自主的强制令目前涉及女性和男性,但不涉及已婚妇女,她们不就业在社会或税务机构是被接受甚至被鼓励的。 Abigail C. Saguy 法国和美国关于性 骚扰的 一些法律概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任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sk)因2011年5月在纽约索菲特酒店企图强奸一名女佣而被捕时,人们关于在法国和美国对于性的不同态度所扮演的角色有很多思考。这篇文章做出如下解释,如果这一丑闻在纽约比在巴黎更有可能爆发,较多原因是两国在法律上的差异,而非永恒的文化差异。在美国,面对性骚扰的案件,雇主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责任,这促使企业建立内部规则和行为准则。受1994年法律中针对妇女受到暴力(暴力侵害妇女法,vawa)的补充,这一部署使性骚扰和性暴力问题得到了更广泛的认识。然而,在法国,雇主的责任是微乎其微的,公司几乎没有采取措施防止性骚扰,从而延缓了舆论的意识。正因为这一差距,一件性骚扰的投诉在纽约比在巴黎更有可能被提出。然而,文章显示,在引起对性暴力问题关注的同时,dsk事件,再加上2012年3月针对有组织淫媒团伙的调查,可能有助于法国法律框架的演变对性暴力受害者保护的加强。
traduits du français par Simeng Wang N° 25, 2011 被剥削的南方妇女? Marie Lesclingand 马里的年轻女性移民:剥削还是解放? 几十年来,经济类型的女性移民不断增多与佣人市场紧密相连。因此,在马里,出身农村地区的年轻女性向大城市中心移居,在那里她们为私人提供“小保姆”服 务。在马里的农村人口中,这类流动自八十年代末以来有着惊人的飞速发展。本文从针对马里农村人口进行的调查数据、以及在这些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巴马科 进行的调查数据 出发,分析他们的发展。不同视角与言论的对照,通过将这些移民经验中有教益且解放的方面置于显著位置,使其能够和“悲惨主义”研究相对比,后者通常与女性流动及儿童工作相连,并以卖淫及剥削形式呈现。 Marie-Laure Coubès 国际危机与墨西哥工业中的女性就业 职业的性别隔离能在危机时期保护女性就业者吗?或者,与此相反,女性被视为工业的传统后备大军,经济衰退中最脆弱的群体?本文以2008年至2009年世 界危机期间墨西哥加工出口工厂的就业为例,探讨经济危机对于全球化劳动市场中女性就业的影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07年至2010年按季度进行的全 国就业调查,保证了在出口工业的四个主要部门中对男性就业与女性就业进行精确分析。 Jules Falquet 女性主义视角下对全球化的思考 本文在女性主义视角下提供一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综合分析框架。这一女性主义视角脱胎于法语的唯物论女性主义研究、权力社会关系的嵌套理论化、以及拉丁美 洲与加勒比海的极左派女性主义思潮。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1.资本主义是性别平等的客观联盟吗?还是它在重组中凸显了性别、种族与阶层的不平 等?2.环境灾难、农村工业战争、农村人口外流与被迫城市化中的女性。3.针对女性围绕出口单作、下层土与熟土地区开垦,以及旅游业所展开的不利“发展” 征税。4.创立、维持、并导致“男性从事军职”、“女性从事服务”对立的军事-男性暴力的新自由主义连续体。 Isabelle Guérin 小额资金意想不到的效应 本文以在印度南部的多年研究为基础,揭示了小额资金效应的政治本质。从宏观层面看,印度小额资金被公共官方推动主要出于两个原因。它一方面使遵守新自由主 义规则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是为执政党和在野党服务的民众主义工具。从领土层面看,我们发现一定数量的网络和多样的组合(政治性质、宗教性质、社团性质)利 用小额资金加强对当地居民的控制。最后从“受益者”的微观-局部层面看,小额资 金参与了其政治轨迹的产生与巩固过程,包括妇女群体以及在社会最边缘化的范畴如下层种姓等级。但是妇女领袖的产生并未导致任何形式的集体动员:它主要致力于加强拉拢当地支持者的政策体系。 Elodie Jauneau Leclerc将军指挥下第二装甲分队中的妇女 1943年,纽约一位名为FlorenceConrad的美国富翁,在众多有权势的女性主义联盟的支持下,获得了许多救护车,这些救护车后来被命名为 “Rochambeau团体”。他的目标是建立救护车女司机统一体,并在北非重新集合自由法国。经过在纽约与摩洛哥的志愿招募,统一体被整合到 Leclerc将军指挥的第二装甲分队中。这些妇女身处男性领地,却对性别惯例表示轻蔑,其足迹随法国解放运动与印度支那战争遍布了四个大陆。本文建议突 出这些法国军队女性化的先锋。这些加入到战斗统一体中的妇女,作为解放运动的参与者以及在印度支那的战,虽然没有武器,但是却丝毫不亚于第一线女兵。这两 场战争结束后,这些妇女的未来与“感激的祖国”记忆问题表明了法国在归并国家战争英雄行列中所存在的困难。 N° 26, 2011 个体与户 Thomas Amossé 和Gaël de Peretti 户中的男性和女性统计:三拍的华尔兹 几十年来,经济类型的女性移民不断增多与佣人市场紧密相连。因此,在马里,出身农村地区的年轻女性向大城市中心移居,在那里她们为私人提供“小保姆”服 务。在马里的农村人口中,这类流动自八十年代末以来有着惊人的飞速发展。本文从针对马里农村人口进行的调查数据、以及在这些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巴马科 进行的调查数据 出发,分析他们的发展。不同视角与言论的对照,通过将这些移民经验中有教益且解放的方面置于显著位置,使其能够和“悲惨主义”研究相对比,后者通常与女性流动及儿童工作相连,并以卖淫及剥削形式呈现。 Olivier Donni 和Sophie Ponthieux 户的经济方法:从单一模式到集体决策 这篇论文建议对描述夫妇行为的标准经济方法进行回顾。首先,个体行为模式被 简单的转至户的层面:这是我们所称的《单一》模式。然而,面对这一处理方式的局限,比如,缺乏解释关于个体偏好必要聚合的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面对由此产生 的预测困境,经济学家们发展出一种更加广泛被称之为《集体的》的方法。建立在收入补给效率的唯一假设基础上,这一方法将一个家庭中多个决策者考虑入内。最 近的研究认为,在新的概括中,有效情景只是一个特殊情况。 Florence Jany-Catrice 和Dominique Méda 女性与财富:在国内生产总值之外 目前清点一个国家财富最常用的手段是国内生产总值,它代表了某一年度内所创造的物质与服务的金钱价值。这个指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明的。和所有指数一 样,它源自《习俗》,其中不被视为国家财富的是家庭内部的活动,长期以来一直仅由女性承担,直到今天在女性和男性间的分配还是非常不平衡。本文致力于首先 回到这一排斥的原因上(暗含的或明确的)。随后介绍为一定数量女性主义请愿的追讨正义的方式,这些请愿认为至少以货币估价的形式测量家庭生产对国家财富的 贡献是正当的。在考虑了众多不同的估价方法后,直到最近,由Stiglitz委员会和经济发展及合作组织(l’OCDE)的建议,正如这些方法的优点和缺 点,我们在最后一部分分析另一种超越国内生产总值固有局限的方式:以社会健康为重点的新指数的发展,目的是以探索的方式,考虑一种能更好意识到对男女两性 间不平等的方式。 Abir Kréfa 突尼斯女性小说家的身体与性 从针对近代突尼斯作家们所进行的三十多个半结构性访谈和作家们对已发表小说的分析出发,本文指出文学界对女性的排斥,如何不仅仅出于她们调和家务与创作之 间的种种困难。同时,身体与性的文学表达出现在评论界与同辈的等待视野中,并成为一个评价“好”作品的标准,作家们必须面对分散的社会审查,这在家庭和夫 妇空间中尤其强烈。这样一来,某些女性小说家是否能被文学界所承认,受制于各种她们已经能够实施的策略,这既存在于她们与周围人的日常互动中,也存在于她 们的小说文本中。 Danièle Meulders 和Síle O’Dorchai 当只有户被重视 我们的目标是洞察在收入分配和贫困方面研究背后的一些假设,并展示它们影响结论的迂回方式。这些假设导致低估,甚至掩盖妇女贫困的风险。这些后果通过三例 轻率证实妇女特殊处境的《计算错误》得到阐明。第一个例子关于贫困的风险评估,显示了依据人们对夫妇收入或个体收入的意识,评估的变化性。第二个例子相对 于夫妇成员收入的断裂效应,展示传统计算的结果低估了妇女单独居住的能力。最后一个例子涉及贫困工作者,通常是传统观点中的男性,而劳工市场上的女性处境 往往更不稳定。 Marianne Thivend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法国高等商科学校里的女生 1915年起,法国外省九所高等商科学校向女生开放,直到1950年,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占高等商科学校男女生混合实有人数的四分之一。本文试图探讨女生 们是如何被这些学校接受的,以及她们在“修修补补”的男女生混合学校中的学业经历。学校男女生混合制试图在未来部门长官和公司领导的普遍教育框架中为女性 创立一些专门的发展路径。然而,男生和女生从学校毕业获得一纸文凭,而女生们,大部分出身于中产阶级,具有接受后初等教育和高中教育的经历,她们比男生们 取得更好的成绩。她们所获文凭的专业用途却更难界定。根据以前的年鉴,女性可能从事的职业总和少于男性,但在女性校友中也有一些女老板,女部门长官和女官 员,这表明这些发展路径对于一部分女毕业生而言还是可能实现的。 Laurent Toulemon 个体,夫妇,家庭,住房:统计与描述 四十年来,家庭关系似乎被简化了:中等规模的家庭减少,所谓“复合”的家庭减少。然而,某些个 体情况却外在于人口普查的框架,后者假定每个居民都有且仅有一个居所。这影响到住房中的每一个居民和独户。本文是对四十年所观察到的主要演变的简练回顾, 它遵循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大规模统计所显示的家庭关系的详细比较:人口普查,职业调查,和其他针对夫妇们的调查,这些调查均使用一个 《共同主体》,它的新版本包括很多夫妇内部关系和多居所的详细信息。这些数据清晰的显示出,男性比女性更经常的生活在模糊处境中:多居所,非同居伴侣,父 母决裂情况下子女的部分时间居住。